坏女人，不该死 -

刚刚完结的电视剧《南来北往》迎来了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结局。主角牛大力在多年后意外重逢了当年未能如愿以偿的暗恋对象姚玉玲，此时的姚玉玲已沦落为生活困顿的烧烤摊老板娘，而牛大力则事业顺遂，身边伴随着年轻貌美的新女友，这种命运的讽刺与反差成为剧情最大的争议点。

在《南来北往》这部作品中，传统男频爽文中常见的"莫欺少年穷"叙事套路遭遇了挑战。引发讨论的核心焦点在于剧中角色姚玉玲的命运走向——这位对容貌有着极高的追求、精明能干却始终追求精致生活的女性，最终未能如预期般获得圆满结局。这一设定折射出国产剧中"精明女性"角色的普遍困境：从《北京爱情故事》中因不能生育而被富二代男友抛弃的拜金女杨紫曦，到《欢乐颂》里努力向上却未能登上事业巅峰的樊胜美；从《男才女貌》中通过权谋手段成为旅行社老板娘却在股市崩盘中血本无归的颜如玉，到《南来北往》里同样精于算计却陷入命运漩涡的姚玉玲，这些角色似乎都在印证着某种叙事规律。

对金钱与名利的追求往往被贴上负面标签，这成为国产剧中精明女性角色的常见诟病。当这类角色稍显主动性，便易陷入编剧预设的套路与观众固有的偏见中难以翻身。过往的创作实践中，精明女性常被塑造成带有强烈物欲色彩的反派形象，其行为逻辑也多围绕着对财富与地位的执着。但随着时代变迁，观众对这类角色的认知正在发生微妙改变，以姚玉玲为代表的女性形象便折射出这种观念的转变。当传统叙事模式逐渐失效，创作者们更应反思：精明究竟是否等同于女性角色的缺陷？在当代语境下，"我精故我在"的生存哲学或许正在重新定义女性的独立价值。

《北京爱情故事》中杨紫曦饰演的角色，其虚荣心的加剧往往导致出尔反尔的恋爱态度，这种"朝三暮四"的行为更易招致公众批评。以《南来北往》中的姚玉玲为例，当汪新遭遇困境时，她选择果断分手；待危机解除后又重新复合。面对牛大力的深情追求，她却因嫌条件不足而婉拒，最终转向条件更为优越的贾金龙，这种反复无常的抉择模式恰是对虚荣心的生动诠释。

在《南来北往》的叙事框架中，姚玉玲这一角色的存在凸显了精明女性对金钱与名利的追逐往往承载着复杂的情感逻辑。这类女性角色在展现野心、能力与外貌优势的同时，其行为动机常被赋予原生家庭的深刻烙印：父母唯利是图的价值观与兄长寄生般的存在，构成了推动她们走向物质追求的隐秘力量。以《男才女貌》中的颜如玉为例，这位出身偏远山区的女性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挣扎成长，其上位的不争气兄长不仅是个索取者，更是阻碍她实现阶层跃升的现实障碍。凭借自身努力考入上海大学历史系，却只能屈身于健身舞教练的职位，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最终使她对苏拉说出那句充满委屈与不甘的'你怎么会从事那样的工作？'，恰恰印证了原生家庭创伤如何重塑都市女性的生存策略。

在《男才女貌》中，苏拉因家庭背景与邱石这位高富帅展开情感纠葛，后者甚至协助其母解决上海户口问题。相较之下，颜如玉为应对兄长债务及患病父亲的赡养压力，被迫通过旅行社的灰色手段谋取额外收入，最终被苏拉识破并剥夺所有经济来源。这一人物设定在《欢乐颂》中得以延续，樊胜美因相似的家庭困境，选择购置假包提升自身价值，频繁出入饭局进行社交攀比，并寄望于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她亦遭遇富二代曲筱潇的辛辣讽刺——"她以为自己是这桌的女宾，实际上却是男人眼中的主菜"。

如果说上述女性角色仍存对男性的情感寄托，渴望借婚姻改变人生轨迹，那么另一些精明强干的女性则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姿态。她们以实现个人目标为唯一追求，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将男性视为达成目的的工具。此类角色在《家，N次方》中的赵雯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其行事作风彰显出对权力与成就的执着。

在《家，N次方》中，赵雯（图源：b站）的台词揭示了角色本质："你其实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傍款族，你只不过是把他们当棋子，来实现你自己的梦想而已。"为了跻身时尚圈并过上"金色的生活"，她不惜利用男友资源、出卖挚友，展现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特质。正如她所言："眼见就要出名了，你说这耻不耻的，我还有必要理吗？"然而，无论角色如何周旋于权力与欲望之间，剧中的精明女性始终是女主的映照对象。作为"真善美"的对立面，她们的野心与算计往往成为衬托主角品德的背景板，最终仍难逃悲剧收场的命运。

这种叙事模式似乎已成国产剧的创作惯性：精明女性越执着于物质追求与地位攀升，其结局就越趋向于崩塌。以《男才女貌》为例，苏拉被塑造为独立自强的正面典范，即便面对高富帅邱石的别墅诱惑与情感承诺，仍坚持用自身努力在上海站稳脚跟。而另一角色颜如玉，则通过对比凸显其价值观的异化——同样渴望优质生活，却选择以成为旅行社老板娘为目标，为此不惜采取违背道德的手段。

电视剧《男才女貌》中的颜如玉这一角色，通过其鲜明的负面特质为精明女性形象设立了特定的叙事基调。该角色展现出的反复无常、虚荣心过重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特征，最终导向了悲剧性的命运结局。这种创作选择不仅反映了当时电视剧在艺术创作之外的另一重要功能：价值引导，同时也与2010年前后社会热议的"宁可坐在宝马车里笑，也不在自行车上哭"现象形成呼应。彼时，网络舆论普遍对《非诚勿扰》节目中说出此言的马诺进行批判，称其为"宝马女"。令人深思的是，即便事件已过去十余年，该话题仍被持续关注，网友通过曝光马诺婚后遭遇的家暴事件，再次印证了影视剧对现实社会的某种映射。

《非诚勿扰》节目中的马诺形象，除了展现个人价值选择之外，其对精明女性的批判也映射出传统大女主叙事在主流市场的话语霸权。这种叙事深层折射出观众对性别角色、情感归属与物质关系的既有认知——唯有依附男性成功者才能获得幸福，而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则被贴上"不合时宜"的标签。正如《娘道》中瑛娘所代表的旧时代女性形象，始终以隐忍付出为特质，与男主角共度艰难岁月。当当代剧作中出现挑战这种模式的精明女性角色时，观众往往将她们视为违背传统伦理的异端，进而期待其遭遇悲惨结局。这种"解气"式的戏剧安排，实质上是社会集体心理投射的产物，通过让精明女性付出代价，满足观众对传统性别秩序的潜意识认同。

然而，剧中的姚玉玲一角由姜妍诠释，她在采访中曾提及：“姚玉玲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角色，她对虚荣的追求从现代视角来看未必值得苛责，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却饱受道德批判。”

“精明”作为核心人物特质，其形象塑造本应承载积极意义，然而《精明》剧情中姚玉玲的结局却引发了观众强烈不满。部分观众指出，该角色前期展现出对美的极致追求——通过改造工装、置换布票等行为，甚至不惜以饿晕为代价维护形象，与后期突然转型为蓬头垢面的烧烤摊老板娘形成强烈反差。这种人物设定的断裂性转变，导致角色形象缺乏连贯性，削弱了故事的整体说服力。

《南来北往》中姚玉玲（图源：微博）与牛大力的生活对比被观众视为"闲笔"，这种设定恰好呼应了男频爽文的叙事逻辑。当落魄的姚玉玲与年轻貌美的小女友沦为牛大力的附属背景，实则完成了对女性角色的某种规训。在传统叙事中，精明女性往往被预设为"不得善终"的宿命，这种框架下，观众既能批判姚玉玲的遭遇，却也需谨慎面对"人人都想成为姚玉玲"的潜台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欢乐颂》第二部樊胜美角色的塑造，国产剧逐渐摒弃了这种简单化的叙事。曾经执着于嫁入豪门的樊胜美，最终在挣脱原生家庭枷锁后，实现了自我认知的突破——她不再需要依赖他人来证明价值，而是选择独行上海街头，用个人能力换取尊严。这种转变标志着观众对"精明女人"形象的重新审视，当角色在成长中获得自由，传统的命运枷锁便显露出其局限性。

随着观众视角的成熟，对于《欢乐颂》中樊胜美等角色的解读也更加立体。不再局限于对"精明"特质的单一评判，而是能结合角色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入理解其行为逻辑。在《南来北往》的剧情发展里，姚玉玲最终选择与牛大力分手，这一决定已超越单纯的物质考量——牛大力始终未能真正理解姚玉玲的内心世界，甚至曾嘲讽她"别打扮了，打扮了给谁看？"。而《北爱》中吴狄因爱而不得选择跳楼的极端行为，过去被林夏视为浪漫情怀，如今则被观众普遍认为带有不成熟和危险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观众对杨紫曦的评价已发生显著转变，从最初的贬低嘲讽，逐渐演变为对其人物弧光的逐帧分析与学习。

从观众对剧中角色的情感态度转变可以看出，过度简化女性形象为"精明"标签，将婚姻选择与人生结局强行绑定的叙事方式，显然偏离了影视创作应有的价值导向。真正值得观众共鸣的，应是角色在复杂境遇中展现的多维人性，而非单一特质的放大。当女性追求更好生活的动机被曲解为道德瑕疵，实则是对人物动机的片面解读。角色的堕落往往源于手段的失当，而非初心的扭曲。唯有打破"精明=负面""婚姻=道德审判"的刻板印象，让女性角色的智谋与挣扎获得更立体的诠释，国产剧中女性形象才能突破平面化困局，展现出更丰富的生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