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紫琼到黄柳霜，亚裔女演员的艰难路 -

历经二十余年沉浮，杨紫琼终获奥斯卡影后殊荣。凭借主演的《瞬息全宇宙》斩获11项提名并包揽多项大奖，杨紫琼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成为奥斯卡首位亚裔影后。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背后，是她1997年远赴美国发展的关键抉择。上世纪90年代，中国香港电影人赴美发展渐成趋势，但亚裔演员始终面临角色贫乏与系统性歧视，往往只能出演刻板化的龙套角色或局限于武打类型。若将时间回溯至百年之前，亚裔演员在好莱坞的境遇更为严峻。1919年，首位在好莱坞崭露头角的华裔演员黄柳霜登上银幕，其职业生涯涵盖超过50部作品，曾与范朋克等巨星合作。然而，她长期被贴上"龙女"或"花蝴蝶"的标签，直至数十年后，世人方重新审视她被低估的艺术价值。

在黄柳霜的传记中，我们得以窥见早期闯荡好莱坞的亚裔演员，尤其是女性群体所遭遇的系统性困境：来自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浪潮、体制性排斥与大众偏见，以及在银幕上被剥夺的叙事主体权。从她们跨越时代的抗争历程中，我们或许更能窥见今日社会的镜像——正如杨紫琼在获得殊荣后所言："这枚奖章承载着对所有与我共享相似外貌的东方儿女的期许。"

《"无名女人"黄柳霜》（节选）撰文｜[美]郝吉思 翻译｜王旭 等

外界对黄柳霜的评价始终充满分歧。在她活跃的年代，纽约、巴黎等国际都市的华人族群尚属罕见，因此她的艺术成就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对于全球华人观众而言，她扮演的是跨越国界的东方女性形象，却遭到中华民国政府官员的批判，被视作好莱坞体系的傀儡演员。而她的家庭成员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出矛盾态度：既是勤勉维系生计的孝女，又是令家族蒙羞的争议人物。

美国观众或许能接受她在银幕上孤独终老甚至屡次"死去"的悲情结局，但当她谈及自身婚姻困境时，舆论却转向了怜悯与质疑。这种矛盾映射出她作为公众人物的双重困境：既是被期待塑造的"东方神秘女性"符号，又是被质疑缺乏个人意志的悲剧角色。然而，与她共事的影星和记者却普遍认可她的专业素养与人格魅力，她的身影曾被世界名流社会接纳。

黄柳霜展现出的坚韧与勇气，使其在默片时代的女演员群体中脱颖而出，超越了贝蒂·布朗森、科林·穆尔、勒妮·阿多莉等同时代影星。然而，这种卓越成就并未转化为正面的历史评价，反而使她沦为汤亭亭笔下那个被刻意抹去名字的"无名女人"。尽管她的名字镌刻在好莱坞星光大道，其雕像成为洛杉矶好莱坞大道与拉布雷亚大道间纪念四位女演员的雕塑群之一，但这些荣誉始终未能涵盖她完整的生命轨迹。

在学术界与文学领域，她的地位始终笼罩在争议阴影下。21世纪初，中国影星黎莉莉谈及黄柳霜时表示："成就与声名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而美籍华人作家群体中，鲜有人将她的经历融入创作，学术研究领域也长期存在偏见。这种偏见源于美国政界左翼与文化界对她的刻板印象，以及华人族群对其形象的集体记忆。即便是与她共事的亚洲演员，也在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

在试图摆脱美国电影对其文化污名化的华人群体中，黄柳霜或许应被重新审视其历史地位。她活跃于美国实施排华法案的年代，当时华人移民数量稀少且长期遭受系统性种族歧视。这一时期，东方主义叙事在好莱坞早期影片中普遍存在，不约而同地将亚洲形象建构为异类、低等且任人摆布的对象，并暗含对跨种族爱情的恐惧。因此，当黄柳霜与日裔演员早川雪洲在银幕上展现亲密互动时，其角色往往面临死亡结局——这种创作规范源于当时电影审查制度对不同种族角色接吻的禁止，由此严重限制了黄柳霜的表演空间，迫使她难以担任核心角色。

这种局限性使得部分观点将黄柳霜简单归结为东方主义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她本人在宣传照中主动使用“东方”作为自我标识，恰与1920年代芝加哥大学研究机构对“东方”概念的重新定义同步。此后三十年间，这一议题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著作中指出，该思想体系本质上是欧洲殖民话语的产物，在美国被进一步强化为文化霸权工具。他强调，东方主义通过建构话语体系以证明西方对东方的支配地位，这种权力关系体现在对东方的"框定、阐释、传播与规范"。

萨义德的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研究者史景迁，后者揭示了西方文献中长期存在的中国形象单向度叙事。在全球化语境下，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内格里将其理论延展为分析全球权力结构的框架，与好莱坞的世纪霸权形成呼应。黄柳霜选择投身的正是这一体系——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电影主导全球市场，她的银幕形象成为亚裔女性的标志性符号。然而，这种文化输出却遭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认为其本质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体现。更深层的争议涉及电影工业的性别权力结构，男性创作者通过构建"男性视角"，将黄柳霜等女性角色异化为符码化客体，正如劳拉·穆尔维所指出的，这一机制实质是电影工业对女性身体的符号化操控。

上述分析揭示了黄柳霜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复杂社会处境。彼时，主流文化将她塑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东方女性形象，迫使她成为西方男性与强权国家的附庸。这种刻板印象与她生前遭遇的舆论攻击形成呼应，例如1936年访港期间，一名激进示威者高喊"抹黑中国的傀儡"，令她当场红颜含泪。她始终处于双重枷锁之中：一方面承受着对演艺事业的苛刻批判，另一方面则面临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压迫。

作为系统性歧视的受害者，黄柳霜的处境受到多重因素制约。美国和加州的法律体系限制了她建立个人婚姻关系的自由，跨国界的社会活动也遭遇制度性障碍。正如前文所述，好莱坞的行业规范更剥夺了她与西方演员亲密互动的可能性，迫使她长期滞留在配角位置。这种系统性排斥不仅影响其职业发展，更渗透至居住权和工作机会等层面，成为贯穿其一生的结构性困境。

尽管面临种种压迫，黄柳霜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坚韧。她既保持着对种族歧视的抗争意识，也通过艺术创作表达文化立场。在巅峰时期，她成功突破电影公司体制的束缚，将事业拓展至戏剧舞台，并积极参与二战期间的公共事务。这种跨领域的成就使她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华人女性之一，其优雅与智慧消解了"异域风情"标签带来的刻板印象，开创了独特的艺术路径。

黄柳霜的童年在家庭传统与洛杉矶白人种族主义之间挣扎求存。作为一位早期接触电影的华裔女演员，她通过银幕上的角色实现了对现实困境的超越。在首次涉足影视行业后，她被赋予"中国潮女"的标签——一种将传统东方元素与摩登西方文化融合的新型形象。正如社会学者陈素真所指出的，第二代华裔普遍存在文化反叛心理。然而，身为第三代华裔的黄柳霜却因其家庭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在适应美国社会文化方面面临独特挑战。

当她开始质疑自身形象定位时，转向对文化根源的探索。从憧憬访问中国到游历欧洲，最终接受了京剧艺术的熏陶。1936年为期九个月的中国之行成为她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带着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她返回美国后积极通过影视作品和公益活动重塑国民对中国的认知，投身美国援华运动，反对外来侵略。在冷战时期东西方隔离的背景下，她持续致力于建构华裔美国人身份认同，直至1961年离世。

黄柳霜深谙自我推广之道，通过媒体撰文探讨异族爱情、好莱坞生存现状等敏感话题。她终身未嫁并以此为契机，阐释华裔艺术家在文化认同中的困境。面对社会偏见和种族隔阂，她以优雅姿态应对记者访谈，甚至与学术界建立联系。1928年接受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访谈，展现出跨越文化界限的对话能力。正如当代亚裔研究视角所言，她突破地域和文化的限制，持续追寻真知灼见。

家庭与亲密关系在她的生命历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她实际上拥有双重家庭背景：父亲在中国的初婚家庭与在美生活的核心家庭。在充满政治和社会敌意的环境中，家族网络对华人移民具有特殊意义。尽管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并非和谐，但家人观念始终影响着她的文化定位。值得注意的是，其姐姐露露在20世纪90年代曾向研究者坦言家庭对她的耻辱。作家邝丽莎在描述自身家庭经历时，也认为家族口述史能够揭示华裔美国人历史的深层问题。

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后，能够像我一样认识到：黄柳霜的人生轨迹不仅充满传奇色彩，更彰显出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她的经历证明了个体通过意志与行动突破社会压迫的可能性，这种压迫既来自权力机构，也来自学术界，更潜藏在个体偏见之中。本文内容节选自《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第十一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有部分内容进行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