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流氓，但我不改” -

农历新年的前一个月，蔡澜如惯例般启动了“网友问答”栏目，今年的问答依旧充满趣味。有观众在视频评论区留言“RIP（英文中用于悼念逝者的缩写）”，他俏皮回应：“谢谢，你也是。”当被问及为何常感烦恼痛苦时，蔡澜直言：“自找的，活该。”面对网友关于“脑子太笨装不进去知识”的困惑，他幽默地建议：“不如装点垃圾。”

年近百岁却依旧保持率性，蔡澜对社会对老人的固有印象毫不在意，其谈吐仍如往昔般洒脱。回想起三十年前与黄霑、倪匡共同创办的电视节目《今夜不设防》，因收视率火爆引发大量年轻观众来信交流，蔡澜便在报纸开设专栏回应这些疑问。后来看到信件内容多围绕“将来会怎样、老了会怎样、生病能否负担医药费、爱的人是否还爱自己”等话题，他调侃：“就是这么无趣。”

如今在微博上，蔡澜依然吐槽着“请别问怎么发财好不好”这类问题，感叹“怎么这么多无聊问题”。三十年光阴流转，年轻人的困扰似乎从未改变，但那些缔造传奇的才子们已陆续离世：黄霑一笑西去，金庸拱手作别，倪匡大笑离去，唯有蔡澜仍在江湖厮杀。新年将至，蔡澜已迈入82岁高龄，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面对的是沧桑的江湖。

1941年的新加坡，大华戏院的主人蔡文玄祖籍潮州。十余年前从汕头下南洋后，他成为邵逸夫创办的海星电影公司（邵氏影业前身）首批员工之一。这位曾参军北伐的诗人，与郁达夫保持书信往来，因常怀念故土北岸的柳树而自号“柳北案”。在第三个孩子出生的年份，他已晋升为邵氏电影公司在南洋的发行主管，为纪念诞子于华夏南疆，初取名“蔡南”，后因避讳祖父之名而更名“蔡澜”。

蔡澜（左）与弟弟蔡萱合影。常有人误认为他是家境优渥的乌衣子弟，殊不知其童年便浸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蔡澜降生于二战烽烟四起之际，彼时新加坡正遭日本占领。某日英军炮弹轰击城市，恰逢他三岁生辰，家中按潮州习俗备好红鸡蛋。他刚啜食蛋白，警报骤响，母亲拽着孩童奔向防空洞，他慌忙将蛋黄塞入口中，险些窒息——从此再不敢单独食用蛋黄。时局动荡，单凭父亲蔡文玄的微薄薪俸难以为三名子女提供温饱，母亲洪芳娉需在凌晨三时前往黑市采购，白天熬制甘草汤，由大姐蔡亮于夜间摆摊售卖。幸而战火不久即熄，蔡澜的童年并未因困苦而缺失欢愉。战后，邵逸夫在新加坡筹建"大世界"游乐园，蔡文玄出任经理，蔡澜便在其中度过童年时光。为应对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邵先生于游乐园内设立临时教室，供孩童学习。蔡澜至今仍清晰记得，人生第一堂课便是"咱们都是中国人"，他首次领悟"咱"字所承载的民族认同。

蔡澜家族的教育理念充满自由精神，其父蔡文玄尤为注重培养子女的阅读习惯。他常购置大量书籍供孩子挑选，若孩子对某类书籍不感兴趣，便不断更换品类，直至找到契合的书目，随后持续购入同类型读物以激发阅读热情。家族成员各具特色：长女蔡亮深受教育启蒙，后成为新加坡知名学府南洋女中的校长；次子蔡丹偏爱商业类书籍，最终继承父业成为企业家。而蔡澜本人则对《希腊神话》这类充满奇幻色彩的读本情有独钟，得益于父亲的工作背景，他得以接触诸多影视作品，逐渐构建起一个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精神世界，随时准备通过文字与艺术尽情释放。

蔡澜始终坦然面对青春时期的率性张扬与恣意放纵。年少时的他曾在马来西亚旅途中，目睹当地少女用水龙头冲洗发丝，身披纱笼的剪影令他脱口而出：“那可性感了。”而当岁月沉淀至古稀之年，谈及过往情事时，他语调转缓，带着岁月的醇厚笑意：“一年换一个，六十一位伴侣有了。”

十四岁那年，蔡澜创作的影评《疯人院》意外登上《南洋商报》的文学版面，自此开启了他作为评论家的生涯。彼时他既撰写电影评论，也发表杂谈文章。而他的父亲蔡文玄则热衷于古体诗创作，却试图突破传统形式，写下了一首新诗投稿——无奈新诗每句仍押韵，反而显得格格不入。蔡澜在报纸上以笔名撰文直斥：“这是什么屁诗！”蔡文玄虽感愤怒，却因投稿署名模糊未能辨认出作者。蔡澜便在楼上窥见父亲发怒的神情，暗自忍俊不禁。

1957年，年仅16岁的蔡澜在完成高中学业后，萌生了对绘画的浓厚兴趣，并计划前往法国深造。然而母亲得知他嗜酒，担忧他若身处法国可能会沉溺于酒精，遂否决了他的申请。恰逢此时日本电影产业迅速兴起，蔡澜便转而提议赴日留学。母亲考量后认为日本酒类资源有限，仅有大米饭可食，便应允了他的选择。多年后蔡澜在回忆录中提及这段往事，仍心怀喜悦地指出：“她不知道，日本有一种名为sake的清酒。”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他踏入了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那段充满激情与理想的青春岁月，也成为了他人生中难忘的篇章。

蔡澜对电影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新加坡求学期间，他常遇到购买的电影仍为英文原版的情况。为此，他每天清晨前往中文学校学习，午后则转赴英文学校深造。邵逸夫曾亲眼见证蔡澜的成长历程，每当谈及电影情节，蔡澜总能准确说出对应的片名，因此被尊称为“电影字典”。

1957年，蔡澜在东京求学期间，因邵氏在日代理因年事已高计划卸任，凭借其对日本影业的深入了解与广泛涉猎，被委以重任接任该职。彼时年仅16岁的他，正式成为邵氏驻日经理，主要职责包括引进日本影片至香港影院及监督邵氏影片的冲洗流程。随着日本电影工业的成熟与成本优势日益凸显，他力主将部分香港电影制作迁至日本。然而初入片场的他却对拍摄流程感到困惑，直言"拍电影是极其浪费时间的事情，所有人都在等待拍摄一个镜头"。其用"鸡在做爱"的比喻形容这一过程："众人杂乱无章地忙碌，耗费大量时间，实际上关键动作仅需一秒钟就能完成。"

蔡澜最初在日籍办事处时，曾立志成为导演，却发现导演职位过于独立，相比之下监制更为有趣："监制既能参与电影全流程，又能同时负责多部作品。"他不止一次公开批评合作导演，甚至用"一些很自我中心的怪物"来形容，坦言"没有一个我喜欢的，都很不喜欢他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某次因骷髅道具不够逼真引发导演怒火，他竟连夜前往山中，从骨灰坛中取出骷髅头，经清洗后交予导演。1963年邵氏兄弟制片经理邹文怀离职后，邵逸夫邀蔡澜回港接任，此时年仅22岁的他虽自认毫无经验，却在父亲蔡文玄从新加坡寄来的信件中得到"既来之，则安之"的劝慰。

蔡澜在邵氏影业效力长达二十年，恰逢香港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彼时，一部影片的东南亚版权销售便能带来可观收益，邵氏因此成为影视创作的梦幻工场，以低廉片酬吸引众多俊男靓女投身演艺事业，行业往来络绎不绝。蔡澜曾向邵逸夫提出颇具哲学意味的建议："我们拍摄四十部电影，其中三十九部都能盈利，是否可以尝试让第四十部不赚钱？"邵逸夫则以幽默回应："如果第四十部也能盈利，岂不是更加完美？"尽管邵逸夫被公认为商业巨擘与慈善家，他始终强调艺术创作的现实考量。在谈及创作方向时，他曾坦言："唯有确保盈利，影视产业才能持续发展。无论选择何种类型，关键在于能否创造经济价值，不存在对错之分。"

1965年，蔡澜在邵氏片场执导风月片时期，曾以低成本制作却票房飘红，因此被外界戏称为“咸湿监制”。面对他人质疑其是否具备艺术良知，他坦言否定，却解释道：“我有良心，只是对出资支持电影制作的老板负责。”尽管性格顽皮，他仍力求通过创新手法赋予作品趣味性，避免因题材限制导致影片失去生命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邹文怀选择离开邵氏片场创立嘉禾公司，他诚邀蔡澜加入，促使后者辞别邵氏影业创始人邵逸夫。在嘉禾任职十余年间，蔡澜逐步晋升至副总裁，主导了“成龙系列”电影的制作。1993年香港九龙城寨即将拆除之际，蔡澜向政府申请使用20部摄像机进行拍摄，记录下这座城寨最后的影像。这些画面最终被融入成龙主演的电影《重案组》中，蔡澜曾感慨道：“没有后期，没有特效，而且也不能take two（再来一次），这很像人生”。

1993年电影《重案组》的片段中，那些激烈的警匪对峙与命运博弈，总让人想起银幕上浓缩的悲欢离合。然而现实的人生，终究难以达到电影中那般酣畅淋漓的张力。九十年代末期，随着香港经济步入下行通道，盗版泛滥的阴霾笼罩市场，影视行业陷入低迷寒冬，每年仅有寥寥数部作品能实现收支平衡。1998年，蔡澜与何冠昌这对黄金搭档的离别成为转折点——当这位资深制片人因心脏病骤然离世，年近五十八岁的蔡澜才惊觉，自己该从这片曾经驰骋的疆域退下了。四十年的影坛耕耘后，他回首往事，恍然如梦，坦言自己始终热爱的并非电影制作，而是纯粹的观影体验。

蔡澜与成龙分别是美食家与功夫巨星的代表人物，蔡澜以美食评论著称，曾担任多个知名媒体的专栏作家；而成龙则凭借卓越的演技和开创性的动作表演成为国际影坛的传奇。两人虽领域不同，却都以独特的个人魅力和专业精神在各自领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民间流传着香港“四大才子”的说法，涵盖小说家金庸、词作家黄霑、小说家倪匡以及美食家蔡澜。当有人将这一称号提及蔡澜时，他笑着摆手回应：“这岂非空穴来风？金庸早已成就大师境界，我们不过是三位不才之辈。”

左起依次为李纯恩（香港作家）、金庸、蔡澜、倪匡。蔡澜早年在新加坡时，正值金庸创作《书剑恩仇录》之际。彼时金庸笔耕不辍，甚至在一张报纸上同时连载两部作品，每当报纸送达，蔡澜便与姐姐分赃式地各撕一半，以争先睹为快。这种迫不及待的阅读热情甚至能吸引人排队等候。后来蔡澜任职邵氏电影公司，计划改编金庸小说时，曾主动与金庸商谈版权费用，由此结识。金庸曾感慨蔡澜是“除了我妻子林乐怡之外，与我携手走过最漫长旅程的人”。他高度评价蔡澜的才华与见识，称其“对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等世间百态皆能娓娓道来”，并赞许其通达人情，善于体察他人需求。

金庸与蔡澜的交情至今令人称道，两人在人生舞台上皆展现出洒脱不羁的风采。蔡澜曾作为专栏作家供职于金庸创办的《明报》，他形容金庸并非外界所见的严肃形象，反而常以幽默风趣的态度面对工作。彼时同在《明报》撰稿的亦舒曾向金庸申请提高稿费，言辞夸张动人，金庸一时难以反驳，归家后竟写下八张纸，内容却是「今年经济困难，无法加稿费」。蔡澜听闻此事后，戏称不妨将这些纸张留作日后拍卖的珍品。当年古龙以潇洒不羁著称，曾自嘲「随便写写就能卖钱」，蔡澜对此心生好奇，古龙则以一句妙语回应：「就像一对夫妻生了七个女儿，再嫁七个丈夫，这般经历便能换钱。」蔡澜将这段对话转述给金庸听，金庸听后笑道：「我这写法更绝，一个父母生了七个女儿，却嫁了八个丈夫，文章自然就来了。」

蔡澜与金庸的挚友倪匡关系更为亲近，两人皆以不羁闻名。《天龙八部》连载期间，金庸因赴欧旅行需暂停创作，遂请倪匡代笔，并叮嘱道：“务必让角色保持生还可能。”然而倪匡并未遵守，反而将深受厌恶的阿紫角色写成失明状态。金庸返程后发现稿件已连载登报，只得让游坦之采取极端手段挖眼救人，借此将阿紫“医”回原状。

年轻时的倪匡也经历过世事无常的困扰。早年他的剧本创作事业蓬勃发展，其中《唐山大兄》让李小龙一举成名，《精武门》则开创了以陈真为主角的武侠宇宙。后来有传言称蔡澜曾模仿倪匡创作剧本，并谎称是倪匡的原创作品交予制片人，制片人审阅后随即买下。直到某日有人向倪匡提及此事，他起初一头雾水，最终才得知这竟是好友的恶作剧。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倪匡与一位酒店驻场接待人员产生情感联系，常邀黄霑、蔡澜共同前往消费场所。三人每逢聚会便召集所有陪侍人员畅聊，凭借各自的机智幽默才情，令在场女子皆感到欢愉。然而随着频繁互动，他们逐渐意识到自身角色的转变——原本是被娱乐的对象，如今却成为主导娱乐的主体。于是萌生想法："既然花费诸多财力换取少数人欢笑，不如转战电视台，以相同话题引发全民共鸣，既可实现更大传播效果，亦能获得稳定收益。"这一创意最终促成1989年《今夜不设防》节目的诞生。

左起：蔡澜、黄霑、倪匡，这档节目曾以独特的风格引发热议。三位主持人常以红酒与香烟为伴，直言不讳地探讨禁忌话题，仿佛在台上引爆了一场兼具冲击力与荒诞感的烟火秀。为追求节目真实感，他们甚至精心设计了"破冰策略"——在访谈伊始即邀请嘉宾共饮，随后以"录影节目"为由铺垫："你若觉得不合适，随时可以剪掉。"随着酒意渐浓，原本拘谨的氛围逐渐消散，访谈进入酣畅阶段。蔡澜常趁此机会再问："是否需要再剪辑一版？"而嘉宾往往以"不用不用"作答，暗合节目初衷。

左起：倪匡、蔡澜、林青霞、黄霑，这档节目曾让无数观众印象深刻。周润发在镜头前展现出与平日不同的松弛姿态，张国荣则坦诚分享鲜为人知的往事，关之琳直言"不介意当情妇"，张曼玉坦言"竞选港姐是虚荣心作祟"。林青霞与秦汉的甜蜜回忆、王祖贤与齐秦的初吻故事在节目中被娓娓道来，而转眼间，这些话题已沉淀为三十年前的文化印记。正如那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那个充满星光的年代终究随风而逝。

左起：倪匡、王祖贤、蔡澜、黄霑，蔡澜在影坛退居幕后后，意外开启美食评论家之路。他以母亲"成为专家就能赚钱"的建议为起点，自嘲"蔡澜二字听着像菜篮，注定与吃喝相伴"。从撰写食评到游历四海品鉴珍馐，这个原本以幽默自居的美食家，最终被业界尊称为"食神"，其独特的饮食见解与雅致笔触，为华人美食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以一道名为"二十四桥明月夜"的创意菜肴吸引洪七公收郭靖为徒。这道菜的制作方法颇具巧思：选用一块优质豆腐，将其削成24个圆形小球，再将金华火腿剖开并挖出24个圆孔，将豆腐球逐一填入洞中，用火腿皮封住缝隙后进行蒸制。待火腿蒸熟，其鲜味已完全渗入豆腐之中，最后仅取豆腐食用，火腿则被弃置。金庸笔下的这道虚构美食，被美食家蔡澜成功复刻，他采用更为现代的烹饪方式，将火腿锯开三分之一作为盖子，剩余部分钻出24个孔洞，用豆腐填满后以慢火煨煮六小时，使火腿的精华充分融入豆腐。当金庸品尝这道创新料理时，对其巧妙的烹饪技艺赞不绝口。

作为资深美食家，蔡澜纵横全球美食天地，对各类佳肴皆有深入见解，却从不刻意卖弄。在一次采访中，他与记者相约茶楼，两人心平气和地品着一壶茶，谈及品茗之道。蔡澜轻摆双手，淡然回应：「随性而食，方得真味。」尽管多数养生专家热衷于推崇低脂饮食，蔡澜却曾在文章中犀利指出，「最荒谬的健康忠告莫过于劝人绝食猪油。」他更直言：「在谷物中，白米无疑是最受欢迎的选择，一碗猪油捞饭，足以令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始终认为，世间最动人的味道，非源自米其林餐厅，而是母亲亲手烹制的家常菜肴。谈及食物与情感的联结，他感慨：「有时，我们咀嚼的并非单纯的食材，而是一段难以割舍的饮食记忆，一份深藏心底的乡愁。」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以其独特的视角引发全民关注，蔡澜担任总顾问期间，他强调节目应聚焦于食材的获取过程与文化内涵，而非单纯展示餐厅或菜品，称这种“讲述食材如何艰辛获得、为何选择此类食材以及其多样变化”的方式“让观众着迷”。2015年接受采访时，他建议第三季需以原生态呈现中国传统美食，传承给年轻一代以防止失传，直言“骂我老派好了，我还是爱经典”。然而三年后，第三季播出时“总顾问”名单中却不见了蔡澜的名字，引发全网争议，不知这位美食家是否因此感到遗憾。

82岁的蔡澜依旧保持着记录饮食与生活点滴的习惯，每日在微博更新一篇日记。其著作多次集结出版，累计问世200余部作品。他表示，对于「写作人」这一称谓——他始终拒绝被定义为作家——认为一旦停止动笔，人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如他告别电影行业后，那个从事电影创作的蔡澜便不复存在。他坦然接受自己的作品难以被正统文化圈认可，反而自封为「洗手间文学」的代表，幽默地解释道：「读者可选择一次看完一篇，若当日享用的是四川火锅，则可轻松看完两篇。」

多年前，蔡澜曾造访伊比萨这座小岛。某日，他缓步走到海边，偶遇一位老嬉皮士正垂钓。清澈的海水下，鱼群游弋若现。蔡澜目光所及，先见老人面前游弋的银鱼群，再望向不远处的大型鱼群，随即拍了拍老人肩膀，道：‘老哥，那边鱼更大，去那边钓吧。’老人却笑着回应：‘先生，我钓的是早餐呢。’蔡澜闻言，顿时羞愧难当，意识到自己贪心过重，险些酿成大错。

蔡澜以嗜好金钱著称，却从不被贪婪所困。他曾在节目中坦言：‘赚取更多财富，实则是拓展自由的边界。’香港市场自由，公务员是唯一能确保退休的职业，因此他年轻时努力积累财富，只为晚年无忧。至于财富积累过多，蔡澜认为花销才是正途——这一观念源自他向倪匡学到的智慧，毕竟倪匡曾言：‘赚了钱不花，天下大傻瓜。’蔡澜买劳力士，饮最昂贵的香槟，许知远评价他为‘至少在我的视野中，这个时代最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曾在书中提及人生最愉悦的一个下午：在阿姆斯特丹，与绘画导师丁雄泉于改建的旧校舍中，共制葱油饼，佐以香槟。他激动地手舞足蹈：‘那个快乐真的无比的快乐！’众人赞其人生豁达，所有对答皆显大智若愚，仿佛无烦恼可言。蔡澜却未应和这番赞誉，反问：‘我自己的苦，告诉你又有什么用？你又能帮我多少？’他更愿将人生感悟归于阅读与游历。阅读是与古人对话：‘虽然他们已逝，却仍在教导你，因此你亦应将习得的智慧传递他人。’在印度山，他曾遇到一位整天为他烹煮鸡肉的老妇人。蔡澜吃腻后想吃鱼，老妇人却从未见过鱼。他便以纸笔勾勒一条鱼：‘你未曾品尝真是遗憾。’老妇人答：‘先生，未曾尝过的食物何须惋惜？’此事令他感慨：‘这正是人生哲理。’

蔡澜早年因电影拍摄而周游世界，将全球当作取景地；后因对美食的执着，又深入各地街巷探寻风味。某日深夜，他在航班上遭遇气流，飞机剧烈颠簸持续了整整五分钟。邻座的澳洲旅客紧抓扶手神色慌张，而蔡澜却泰然自若，优雅地品着手中酒杯。待飞机恢复平稳，那名澳洲乘客忍不住发问：“喂，老兄你死过吗？”蔡澜微微一笑答道：“我活过。”

2004年，黄霑因肺癌离世，终年63岁。在生命最后阶段，他嘱咐家人不必举办盛大的葬礼，选择低调处理身后事。生前挚友与媒体均未被通知，仅有至亲陪伴完成告别仪式。其家属为安抚粉丝情绪，于一周后在香港大球场举行追思会，现场提供鲜花供人悼念，参与者无需携带帛金，任何人都可前来寄托哀思。当时身处美国的倪匡得知消息后感慨道："我也要向他学习，提前规划好身后事。"他婉拒在追思会上公开哀悼，只愿在梦中与挚友相见。"奇怪啊，我们曾约定，无论谁先离去，都要在对方梦境中告知生死后的感受，但这么久过去了，我始终没有梦见过他。三毛是这样，黄霑也是这样。"蔡澜早前为黄霑灵堂准备的横匾题字"一笑西去"，最终未能如愿实现。黄霑生前曾用诗句表达对生死的看法："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2018年10月，94岁的金庸在笑傲江湖的笔墨中悄然离世。临终前，他留下"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的绝笔。蔡澜接到金庸夫人的电话，受托撰写横幅并配以挽联，内容正是金庸的经典著作"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而倪匡曾特地为金庸夫人手写"一览众生"四字，其深意被解释为查先生看透世间万象方能创作出传世之作。四年后的2022年，倪匡在病榻上与世长辞，蔡澜在更新社交账号时，以"忆倪匡趣事"为题，用四声大笑开篇，以同样的爽朗笑声收尾，字字句句都在诉说"世间再无卫斯理"的怅然。

左起依次为温瑞安（港台作家）、金庸与倪匡。倪匡离世后，有消息称其手稿在收藏市场价值攀升，有人建议蔡澜若有所藏应尽快出手。蔡澜闻言怒不可遏，仅以“蠢到极点”四字回应。在他看来，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在于私人收藏，而应通过博物馆等公共平台得以展现，因此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买卖与私藏。此番言论或许也寄托着他对挚友离世的深切悲愤与无奈。

时光的残酷让曾经意气风发、风流倜傥的青年如今行动需倚杖而行，步履蹒跚。当年同辈中他始终是最年轻的一位，如今却成了最年长的存在。他坦言，无论怎样争斗，时间始终领先于我们，但当回望过往，又收获了别样的成就感。某日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提问："蔡生，请问'四大才子'仅剩您一人，是更怕孤单，还是更觉寂寞？"蔡澜淡然回应："他们都不愿让我感到孤独或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