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6年，陆川电影资金链断裂后，每天拼命“搞钱” -

陆川，这位以盈利模式支撑电影创作的导演，其行为并非可笑，而是对艺术的坚定投入。

电影《749局》在杀青后的五年间，演员李晨一度认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这被外界视为影片未能上映的委婉表述。他甚至遗忘了自己曾参与这部作品，直到前两年在公众号看到"消失的电影"专题时，才重新想起《749局》的存在。与李晨有相似感受的行业人士不在少数。导演陆川自影片拍摄受阻以来，便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在这段漫长的等待期里，除了追讨资金和寻求新项目合作，陆川极少主动与外界联系。他坦言"电影未能完成对导演而言是一种致命的遗憾，能避免曝光就避免曝光"。自2018年10月在重庆开机后，陆川便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原本3.5亿的制作预算中，他未采纳监制韩三平的建议，在仅收到30%投资的情况下便在北京启动拍摄。

电影《749局》的筹备始于2016年，陆川以打造一部兼具科幻元素与好莱坞级视效的影片为目标。彼时国内并无类似作品的先例，AI技术尚未成熟，他只能依赖分镜绘制、预览制作、三维建模等复杂且耗时的工序实现创意可视化。期间世界观经历多次颠覆重构，使得项目耗时长达两年。在影视行业蓬勃发展的2016至2018年间，多部票房破十亿、二十亿乃至三十亿的国产电影相继问世。陆川曾认为当时"资本涌动、行业繁荣，一切都在向好的逻辑里"。其六家投资方中包含四家上市公司，这种稳定的资金来源让他倍感安心，已签约的款项仿佛已存入私囊。

然而开机当月，国家税务总局出台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的政策，引发行业震动。资本市场随之出现连锁反应，诸多企业暴雷，曾经鼎沸的影视投资迅速降温。陆川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原本承诺注入剧组的投资迟迟未到位。面对困境，他启动"三线作战"模式——同步推进拍摄、筹措资金、压缩成本。首当其冲被裁的是五位好莱坞资深团队成员，其周薪高达两万美元；随后拍摄团队与后勤保障也经历精简。更艰难的是，他不得不将个人与企业的资金持续注入剧组。

在拍摄期间，陆川始终保持高度紧张状态。据李晨回忆，彼时的导演"始终保持着凌乱的发型"。至2019年7月杀青时，剧组规模已从最初数百人缩减至300余人，团队成员的住宿条件也降至人均每日100元的经济型酒店。但最棘手的后期视效投入仍悬而未决。一次聚餐中，韩三平劝导陆川"要敢于为这个项目背书"，建议他"用创新方法解决资金难题"。陆川坦言已垫付大量资金，韩三平随即拍打其大腿表示："这些垫资就视作你的投资，唯有主动投入，才能证明你的股东身份。"而此时，王中磊的另一只手也同时拍打陆川大腿。

此后多年，陆川反复提及这两次腿部拍打的遭遇，认为自己被误导。他意识到，承担一部电影意味着要直面全部财务风险，包括原本应由大股东承担的法律责任。当时正值他最为焦虑的时期，不仅项目陷入资金短缺，更因延期上映触发五起诉讼，涉及2500余万元的债务。面对这些困境，他回忆道："我们家是知识分子家庭，家训是再穷也不许向他人借贷——从未有过欠款记录，也未曾打过官司。"突如其来的财务危机令他陷入深刻的精神困境。

在影视资本繁荣的时期，陆川秉持"商业白丁"的管理理念，习惯性地将公司交由信任之人经营。他曾投出多个创业项目及青年导演作品，但收益远未达预期，多数投资血本无归。巨额的资金缺口让他辗转难眠，"一个小目标"曾是他难以逾越的深渊。为寻求突破，他于2019年底接受MBA课程学习。这个"雨天打孩子"的契机，让他在商学院课堂中首次接触到KPI概念。他形容这些课程如同"打开天眼"，在完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后，便立即致电公司HR，要求辞退一位工作七年的高管——这位也是他的好友，却始终未能促成任何业务合作。随着对"功劳"概念的重视，陆川逐渐改变了过去"苦劳"至上的管理思维。

陆川参与活动期间，他下定决心重整公司运营，目标明确——确保电影《749局》的完成。自2020年起，这位导演开始涉足广告拍摄领域，视作最直接的创收途径。他曾戏称："如果搓背能换来足够广告费，我也甘愿尝试。"那年，他背着双肩包频繁奔波于各大广告拍摄现场，仅2020年就完成了十一支广告的制作，每月朋友圈中都有其广告作品的身影，业内评价他"抢钱抢疯了"。然而正是这段时期，关于他的负面传闻最为密集，电影《749局》也常成为同行饭桌上的谈资，多数声音显然是持悲观态度的。

陆川通过广告拍摄积累的资金，悉数注入《749局》项目账户。20余人的后期团队安静地驻扎在他公司，逐帧处理绿幕、制作预览素材；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的特效公司相继加入制作阵容。他坦言："无法一次性发出去一千五百个镜头同时制作，我的策略是挣多少花多少，逐步推进，如同铁锅慢炖，终会完成。"作为华文映像集团董事长兼《749局》早期投资人，贾淕是少数始终坚信陆川能完成项目的知音。她通过陆川不定时发送的进展信息了解制作情况，曾感慨那番承诺"有种一掷千金的气势"。

在项目最艰难的三年里，陆川几乎将所有经济收益都投入其中——拍摄广告、参与综艺、制作剧集和冬奥纪录片，全面试水赚钱模式。今年初，一部剧集的承制费到账后，他发现公司资金池终于与《749局》的完片预算持平。这一刻，他感到多年压力烟消云散。今年3月，李晨在补拍现场见到坚持梳理项目的陆川，对方抱着iPad展示后期制作细节："你看这个镜头的技术细节，这是哪个团队完成的，现在还需要处理哪些环节。"随后坦言："这两年什么都没干，赚钱就做一点，完成就干一个。"

随着《749局》补拍杀青，陆川在4月22日发布微博称"没有遗憾"，感慨"八年拖着这艘船，终于可以靠岸"。以下是陆川口述内容，经"后浪研究所"整理后发布。

2014年，三爷（韩三平）在离开中影前曾与我深入交谈，建议我尝试拍摄兼具作者性与市场性的作品，尤其要突出商业价值。我欣然接受这一提议，因为之前执导的《寻枪》《可可西里》等作品均属文艺路线，而当时行业已转向类型片创作，强调受众体验与市场趋势。因此，我选择拍摄《九层妖塔》。然而，我始终提醒自己这是一部商业片，但又渴望保留作者性，这种既要又要的态度导致二者未能完美平衡。然而，这次尝试激发了我对类型片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大量视效工作的学习过程，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吸引力。自2015年起，我开始筹备《749局》这个故事，当时真心希望借此打造一部展现电影成熟工业体系的作品，同时，这个故事也承载着我一段青春记忆——因为我曾亲历749部队。为此，我们聘请了《疯狂麦克斯》的美术团队，摄影师由拍摄过《星球大战》《绿里奇迹》的David Tattersall担纲，视效总监更是参与过《阿凡达》等知名作品，道具团队也汇聚了诸多业内高手。当时这五大核心团队成员均为好莱坞出身。

彼时中国电影市场对海外资本充满吸引力，行业交流呈现高度繁荣态势，整体处于外向型发展阶段。我在好莱坞能够轻松接触到相关人才，且多数人愿意接受折扣条件。2017年，《749局》的预算是3.5亿，虽在国内不算特别高昂，但当时已不乏6亿级制作案例，此预算对于该体量影片而言显得尤为节省，我认为是可行的。整个行业当时呈现蓬勃态势，仿佛到处都是机遇，各种利好消息频发，不少导演工作室接连被平台收购或被行业大佬吸纳。虽然我公司门口没有出现如行业般络绎不绝的拜访，但该电影作为项目标杆，确实获得了迅速融资。短短时间内，便有六家投资方加入，其中四家为上市公司，对我这个刚入行的商业小白而言宛如稳坐钓鱼台。

三爷曾建议我待资金到位85%再启动拍摄，当时我们账户余额已达到30%，预计下周、下下周将到账两笔款项，届时可能升至50%。另一家公司承诺一个月内全额付款，我心想这都是老街坊，且参与了他们的内部绿灯会，这些均为上市大平台，因此决定启动拍摄。然而，计划恰好与2018年行业寒冬不期而遇，整个市场瞬间陷入混乱，大量企业出现资金问题。我们领投的某公司35%投资款突然出现问题，导致项目搁置。虽然未明说不投，但资金已无法动用。当时所有投资均已支付首付款，我认为这35%资金早该进入公司账户。如此庞大的互联网平台，日进斗金的企业，怎会因为这点资金而动摇？随后我开始思考为何要成立公司，至此意识到无法完全依赖第三方资本，唯有通过企业自身发展壮大才能掌控局面。

当时该公司的管理层也是我的好友，不断劝我再观望一段时间。但我的演员合同早已签订完毕，因为演员档期需确认，若不及时安排，可能会影响后续拍摄计划。因此，我只能果断启动拍摄。一旦开机便难以暂停，尤其是当时最核心的格斗戏份已拍摄完成，剧组上千人同时作业，每日开销高达上百万。例如，本应到账的一两千万资金，实际到账仅寥寥数百万。但群演每日需现金结算，车辆燃油、住宿等支出也必须现付，这导致资金紧张。为维持拍摄，我们不得不进行首轮裁员，好莱坞团队率先撤离，因为确实无力支付薪酬。所有高端设备与奢华配置只能暂且搁置，它们属于电影制作中的奢侈品。

此后，我们陆续裁减部分团队与车辆，最终仅保留300余人，住宿标准也大幅下调，最终可能只能以百元价位的床铺维持基本需求。即便如此，拍摄进行到中期时，资金依然极度紧张，我们曾账户余额仅剩7万元。这场资金危机深刻影响了我的后续决策，促使我更加坚定了自主创业的信念。

在2019年拍摄期间，由于资金短缺，整个剧组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每天都在为预算问题焦虑不安，我们不得不将制作周期延长。作为一部带有科幻元素的影片，大量场景需要搭建，常规流程是先进行3至5个月的预置，随后20天完成拍摄。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预置，只能在一个场景中反复耗时，不敢将所有内容一次性拍摄完成，而是选择在外景拍摄期间等待资金到位，采用‘用时间换空间’的策略。等到一笔资金到账后，我们才能安排剧组的生活保障，然后迅速推进这两个场景的搭建工作。这种做法显得格外煎熬。相比于工业化流程中先完成所有场景搭建再进行拍摄，或是分阶段搭建与拍摄，我们无法做到，只能像‘边打仗边突围’一样，边制作边应对资金的短缺问题。

后来我一个老哥们儿到重庆探班，他说川儿，35%我确实投不了了，但是我的职权范围内10%我能自己说了算，我直接投给你。他救了我。这一笔3500万，是支撑我杀青的资金。说实话我这些投资方都不容易，行业里太难了。有一个资方哥们，他给我电话说川，我账上就八百万了，我给你五百万，三百万我过日子。但是后面的钱我投不动了。我能感觉到这是情谊。周一的时候五百万就到账了。我拼到今天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杀青之后，我开始关心产业报告或者看一些财经新闻，我开始关心这些股东他们公司怎么样，他们还有没有可能把资金投进来，听上去有点鸡贼吧。从2019年7月开始，我突然发现这个事儿就深了，有了一种非常危机的感觉。就比如前一天还在跟某个股东要钱，跟他在一起吃饭，很正常。第二天就看到一个新闻，说某某公司如何如何。我才明白他背着多大的事。企业家太不容易了。坦率的说，我不是那种在任何时代任何周期里面都具备强吸金属性的创作者。作为一个大行业中泛舟的一个人，必然被这个波浪所波及。当时我们账上已经没有钱了，资方一共就打了两个亿左右，整个后期完全是空挡滑行，除了养公司，还养着一支二十几个人的后期团队，我当时还是个创作者心态，就一点点往里垫钱，想辙把这片子做完。那会儿陆续垫了大几百万，想着投资方的钱进来，我们就把垫资撤回来。反正北京孩子，再怎么着就啃老呗，反正我爸房子也多，一直比我富裕。其实当时我还去上了个商学院，当时班上有好多又年轻又有钱还上市了的同学，一说年产值多少个亿，我心说要不让他们给我投点儿？但还是那点儿面子，就从来没跟他们张过嘴。但也幸亏没开口，因为紧接着疫情就来了，把所有人都打倒了。我亲眼看到我同学就被各种血洗，一夜之间关店多少，负债多少，最后卖资产——我心想幸亏没给人添堵。后来有一天我、中磊、韩三平三爷还有几个人一块吃饭，然后三爷就说，川儿你看大家都很困难，你如果把这个项目扛起来，你可能就财富自由了。我说我怎么扛下，这么多钱？他说你应该学学（两个导演名字），人家都已经成为制片公司了，你这还是打工呢，你往前走走，你看你能不能靠你的方法把这个项目资金堵上是吧？“啪”一拍我大腿。

在749补拍片场的韩三平曾坦言自己垫付了资金，而三爷则表示这些垫付的款项等同于投资。只有当资金真正注入项目，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被视为真正的股东。与此同时，王中磊拍了我右侧大腿，仿佛在给予某种认可。两边大腿各被拍了一下的结果，竟让我被动卷入了这一场产业博弈。多年以来，我始终觉得被误导，从未有过投资电影的念头。然而如今，若不能亲自投资自己的作品，似乎意味着失去了主导权。我开始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将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对待每部电影的制作。从前，导演在产业链中更像是一个短暂的中介，任务完成后，作品便被剥离，其商业价值也全归他人所有。即便参加电影节，也需要向他们求借拷贝。随着疫情后的产业调整，我认为新的逻辑正在形成。例如，我们开发的IP为何不能属于自身？为何不将其沉淀在公司内部？既然建立公司，IP就应具备更持久的生命力，其价值取决于IP本身的生命周期，而非个人的创作周期。因此，如今我开发的电影，若不允许自己投资，那将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结局。

拼尽全力，也要在这条赛道上坚持到底。当时企业现金流紧张，项目利润也有限，我不得不从家中调配资金维持公司运转，这种状况成为常态。拍戏期间裁员剧组的同时，也在对团队进行精简，公司人员从70多人锐减至杀青时的40多个。随后召开的闭门会上，高中层又陆续流失了18人。面对被裁团队时，我们坦言已无力支撑如此规模的发展；我曾说，留下的伙伴未必能享受优渥条件，离开的同志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因为我要带领核心团队突破重围。而留下的成员，唯一使命就是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但如今回头看，这个电影的生存状况依然堪忧。

陆川在拍摄电影期间遭遇资金困境，但广告项目并未带来预期收益，这让他面临退局的抉择。面对合作伙伴的亏损，他选择以朋友身份保持体面，将重心转向自身擅长的领域。早期以生存逻辑为优先，只要能获得广告收入，便毫不犹豫地参与拍摄，即便当时对品牌匹配度有所坚持。然而，20年后他主动组建团队开拓广告市场，凭借专业的制作能力和合理定价迅速打开局面。广告拍摄周期短，两三天便可完成，但却需要两个月的前期筹备，这让他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经历了从抗拒到适应的转变。长时间高强度的商业项目打磨，不仅强化了团队的执行力，更系统化了成本管理流程，使公司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内控机制和OA系统。尽管广告行业带来相对稳定的现金流，但行业特性决定了单支广告利润有限，视效团队二十多成员工的薪资压力依然存在。这种高强度的创作困境让他萌生回归电影的念头，但也逐渐意识到广告行业对自身能力的锤炼价值。如今，他开始尝试与合作导演共同推进项目，强调客户认可的重要性，这种转变既是对行业现状的妥协，也是对专业发展的重新定位。

陆川团队在拍摄期间，圈内朋友曾劝他道：'你作为电影导演一直专注广告拍摄，是否会影响你的品牌价值？'其实他内心也存在挣扎，因为对于电影导演而言，未能完成电影作品确实是一种原罪，这让他产生过羞耻感。因此他一度选择远离外界喧嚣。但后来，他逐渐释怀。某日与友人共进晚餐时，他已完成了20多支广告的拍摄，友人提及近期圈内对他的评价，表示'你疫情期间能持续拍摄广告，其实已是难得之事'。此时舆论从最初的质疑迅速转变为羡慕。他当天对朋友说道：'兄弟，我已经不再拍摄广告，开始专注于电视剧创作了。'

2021年初制定战略时，我明确宣布要进军剧集领域。这一决策基于两点考量：其一，广告业务的收入难以覆盖电影项目的高成本消耗；其二，经过MBA学习后，我深刻认识到单一产品线对企业发展存在隐患，而我们最具竞争优势的始终是内容研发能力，因此必须拓展剧集业务。相较于电影，剧集市场更具商业价值，这艘船更大，我们必须抢占先机。我们迅速组建了专业的剧集团队，提出"当年立项当年开机"的高效目标，并确立"开门办厂，服务行业"的核心理念。

在2019年前，我们始终专注于自主研发项目，但面临周期长、见效慢以及人才储备不足的困境。当时团队成员多为新人，难以聚集足够多的行业高手，成本控制也存在挑战。基于此，我提出要主动出击，成为行业的"野蛮人"，正如我们进军广告领域时所做的那样。虽然缺乏版权资源和资金支持，但我们的内容创作能力是核心优势，这将成为打开市场大门的钥匙。

我亲自承担起开发工作，从一个兄弟公司引进了《good doctor》项目。针对落地困难的问题，我主动提出合作方案：协助开发、寻找平台，共同分享承制费用，最终促成《非凡医者》的诞生。尽管初期遭遇多个平台的质疑，主要源于《749局》的市场传闻，但最终与芒果台达成合作。他们惊讶于我不仅完整编写了剧本，更在财务透明度和现场制作投入度上展现出专业素养，这为后续项目铺平了道路。

继《非凡医者》之后，我们又与另一家兄弟公司合作《借命而生》。同样面临开发难题，我提出由我负责剧本创作和平台对接，最终成功引入迷雾剧场。今年2月4日，《借命而生》顺利杀青。这两部作品均实现了准时开机、按时完成，且未出现超期或超支问题。通过这两场"战役"，我们不仅锻炼了团队，跑通了管理流程，更完成了优质作品，重建了行业口碑。

更重要的是，剧集制作的成功让新资方看到了企业的价值，为《749局》电影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在投入剧集制作时，不少人质疑"有电影在手怎可能专注剧集"，但事实证明我始终以100%的精力投入剧集领域。必须在剧集赛道上生存，用剧集养活电影，所以我必将在该领域做到极致。即便在100%投入之外，我仍愿意拿出额外的20%资源支持电影制作，因为需要与全球顶尖视效公司Dneg（Double Negative）保持密切沟通。这家参与过《沙丘》《阿凡达》《普罗米修斯》等经典影片的英国公司，为我们近1000颗镜头提供了专业制作。即便在疫情时期，我们仍坚持每周与Dneg召开技术会议，讨论镜头剪辑、视觉设计等细节。全行业认为电影已无望，但我的合作伙伴从未动摇，因为持续的深度合作最终使制作成本下降了约50%，尽管仍需进一步优化，但已为项目带来转机。

陆川与王俊凯在与Dneg签约当天向我透露，这将是Dneg在亚洲市场唯一投入资源的项目。面对那些以制作费用为考量的资本方，Dneg展现出不同寻常的姿态——他们尚未签署正式合同，却已在这半年间完成了大量特效镜头的制作，这种重情重义的合作态度令人印象深刻。疫情后于去年6月完成的股权融资为项目注入了2100万元资金，当时便承诺这笔款项将专项用于《749局》的制作，我随即全面开放了所有制作环节。目前，全球已有16个国家的特效团队参与到影片的后期制作中，形成跨国协作的创作格局。

直到今年我才意识到这部电影终将完成。2月4号《借命而生》剧组杀青后，我反复核算手头资金，发现待导演费承制的款项到账后，这笔钱投入我们有限的资金池，恰好与完片预算持平。这种掌控感令我倍感振奋，仿佛卸下了重担，走路也变得格外轻盈。我知道，这部电影终于能落地了。

近年来，特别是今年，《749局》相关传闻显著减少。过去面对项目前景不明时，我总选择沉默，毕竟影片尚未面世，质疑本身即是原罪。而这几年行业整体遇冷，每当提及资金问题，我生怕给他人添堵，因此闭口不言。然而这两年，我逐渐变得果敢，每当听到负面评价便主动出击：我打电话质问对方，直言在酒局上说电影不妥，为何要发表这种言论？打了三通类似电话后，对方明显慌乱，坦言并未说过，却又承认有人听到。我断定是他们说的，毕竟只有真正了解内情的人才会开口。

在这种对峙中，我深刻体会到真相的威力。当直接面对质疑时，那些流言便无处遁形。第一次拨通电话前，我纠结良久，身为读书人怎敢正面冲突？但通话后，内心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然。当肩负起一个项目的存亡，外界言论已不再重要。我们共同承担着这份事业，不容任何人随意诋毁，因为他人欠我们的远多于我们欠他们的。任何导演若仅获得项目三分之一的投资，又如何能完成制作？更何况我们是以垫资形式推进，而非单纯依赖投资。这些事本就不该被谈论，这是我坚守的底线。

这两三年，我逐步清理公司遗留的烂尾项目。2022年处理完最后一场官司后，仿佛天际放晴。去年完成一轮股权融资时，有人询问是否存在债务问题，我自豪地回答：既无欠款，也无诉讼。如今，我彻底享受这段创作旅程，从春节至今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即便换了三个司机，我也毫无怨言。因为终于能与电影共处，它是我这一阶段最渴望表达的创作。无论粗粝或精致，都是我此时此刻的陆川，我觉得这份坚持值得。

这些同仁将资金托付给我，我必须给予他们交代。《749局》的最后一棒我独自扛了五年，虽然过程艰辛，但对自我、对投资人、对所有伙伴都有了圆满的回应。我将这艘船成功泊入港口。如今，许多压力都已释放，这便是我的成长。不同于过往影片上映时的焦虑，此刻我已无惧褒贬，只愿电影如期呈现。无论是批评还是赞誉，都是常态。五年间，我无数次审视这片作品，若它缺乏力度，若它不够鲜活，若它无法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项目，我必然选择放手。而如今，《749局》于我而言，正如电影《周处除三害》中陈桂林那句"我要让世界看到我"。彻底摒弃得失心，只要电影能面世，哪怕只卖出一分钱，我都视为胜利。因为这份事业本就艰难，但我们绝不会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出售。最终，我选择承担最大投资人的责任，与各位股东并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