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急着抵制《逆行人生》！徐峥没贩卖苦难，故事的确很真实 -

徐峥执导的电影《逆行人生》原定于8月9日在全国范围上映，但于8月3日及4日率先在二十个省会城市启动限时点映，提前一周时间与观众见面。

当电影《我不是药神》首曝预告片与海报时，便引发了舆论争议，部分观众认为该片过度消费外卖群体的苦难经历，而演员们凭借高片酬扮演底层人物的形象，却未能真正深入展现现实困境。尽管徐峥在影片中避免了对苦难的夸张渲染，其主演并监制的作品仍因演员阵容的资本属性而备受质疑。然而，深入观影后可发现，该片对癌症患者群体的真实刻画令人动容，徐峥并未将苦难作为营销噱头。作为一部展现底层生存状态的现实主义佳作，该片不仅口碑稳健、票房成功，更斩获多项大奖，成为近十年华语电影的标杆。正因如此，徐峥在此次经历后，试图通过新作延续类似的社会关注主题。

此次影片将关注焦点转向了当下备受热议的外卖员群体。题材选择过于直白，意图明显，难免引发观众对创作者动机的质疑。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其试图借社会热点话题博取关注，同时兼顾商业收益。虽然不可否认《我不是药神》在展现特殊群体生存状况上的开创性意义，但若再次选择外卖员这一具有强烈现实冲突的题材，反而容易让人察觉其背后的商业考量。毕竟导演徐峥以商业片路线著称，而非以纪录片风格闻名。通过渲染他人的生活困境获取观众共情，进而实现票房收益，这种创作模式正是影片初期引发争议的核心原因。

合家欢转移痛点的现象，不仅是题材本身令人不适，更令人反感的是预告片中弥漫着合家欢的氛围。这种刻意营造的温馨表象，将原本应由资本与外卖小哥之间产生的矛盾，转嫁到了外卖小哥的群体冲突和家庭关系上，仿佛他们的苦难完全源于内部摩擦，而与平台方毫无关联。

当前网络用户普遍具备理性判断力，面对外卖行业现状时，人们早已意识到外卖员困境的根源并非仅仅是工作强度，而是平台算法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双重压迫。最初外卖平台的抽成比例中，外卖员占据主要部分，然而随着平台资本扩张，抽成比例被不断压缩，算法则持续优化配送时效，迫使骑手在超负荷接单与安全隐患之间艰难抉择。这种结构性矛盾让影视作品难以直面现实，创作者往往选择将矛盾转移至中年家庭的婚姻关系、子女教育以及父母养老等传统议题。最终通过家庭聚餐、节日团圆等温情场景，将社会问题悄然化解，形成一种表面和谐的叙事闭环。

生活的重压与现实的困境在观影后愈发清晰。外卖从业者不仅要承受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更面临着子女教育、住房负担等多重压力。孩子虽考入年费用达二十万元的国际学校，却因个人原因被迫中断学业；夫妻二人蜗居在需每月偿还1.5万元房贷的住所，失业却无力承担还款责任；原本用于生活的积蓄，更因P2P平台暴雷而瞬间蒸发。

现实生活中，百姓确实会遭遇各类困境，但这些往往以分散的形式出现，难以集中到同一人身上。然而电影作为艺术载体，为增强戏剧张力，往往将多重苦难压缩在一个角色身上。整体而言，影片并非简单地贩卖苦难，而是通过艺术加工客观呈现社会现实。主人公经历的困境具有普遍性，折射出打工群体的生存思考，可见徐峥在创作中倾注了诚意，力求通过故事展现真实，而非直接进行说教。

外卖骑手在日常工作中常面临多重困境，诸如应对差评顾客、因对路况不熟而遭遇交通事故等现实挑战。影片并未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局，而是采用了开放式处理，这既反映出创作者对行业核心矛盾的深刻认知，也揭示了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尽管徐峥巧妙地引入了一款小程序作为解决方案，但系统性难题的根源仍在于现行制度的结构性缺陷，这种困境在资本主导的行业生态下显得尤为突出，最终呈现的结局可视为当前环境下最具现实意义的妥协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