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月杀手》热播的背后，是曾经伸向印第安人的恐怖之手 -

《花月杀手》剧照由Paramount Pictures提供。被称作"牛仔"的詹姆斯·威廉·伯克哈特自幼耳疾缠身，1923年3月9日病情急转直下，其母莫莉·伯克哈特选择带他就医而非按计划前往姐姐家。次日凌晨3时许，爆炸撕裂了小镇，当地居民形容"黑夜似乎永远不会停止颤抖"。这枚炸弹不仅摧毁了房屋，更夺去了莫莉妹妹及其仆人的生命，其姐夫亦重伤不治，四日后身亡。这些离奇死亡构成了伯克哈特家族遭遇的系列悲剧。1918年，其另一妹妹因所谓"特殊消耗性疾病"离世；三年后，大姐在田间被发现身亡；数月后，她们的母亲莉齐疑似中毒身亡。莫莉深知自己正站在家族诅咒的边缘，她继承的石油开采权价值随通胀调整后达数十万美元。其孙女玛吉·伯克哈特在纽约客专栏作家大卫·格兰的采访中透露，她与孩子们侥幸躲过爆炸"只是因为命运如此"。百年后，斯科塞斯执导的《花月杀手》再度引发对这一时期的关注。20世纪初，奥塞奇族原住民在俄克拉何马州帕胡斯卡地区发现石油后，成为全球人均最富有的民族，却遭受白人定居者觊觎。短短数年内，至少24名奥塞奇族成员遇害，可能多达150人。"这是我们历史上一个令人不安的时期，"俄克拉何马州历史学会项目主任塔拉·达姆龙指出，"那些谋杀的真正目标从来不是白人阴谋家，而是奥塞奇族的钱与土地。"

电影《花月杀手》改编自格兰于2017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计划于本周五上映。莉莉·格拉德斯通（Lily Gladstone）将饰演主角莫莉，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则饰演其丈夫欧内斯特·伯克哈特，而罗伯特·德尼罗和杰西·普莱蒙斯分别扮演威廉·黑尔和联邦探员汤姆·怀特。

虽然美国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前身）早期调查显示威廉·黑尔是谋杀案的幕后主使，但格兰通过研究与奥塞奇族的口述历史揭示，这一事件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更庞大的共谋网络，涉及奥塞奇族的白人邻居及自称朋友之人。格兰坦言：“我以为我是在写一本关于这个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的邪恶人物的书，相反，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关于谁做了谁没有做的故事。这实际上是一种杀戮和共谋的文化。”

格兰决心直面这段被掩盖的历史，展开为期五年的深度调研，包括档案研究和对凶手与受害者后代的追踪。在与奥塞奇族长者交谈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恐怖统治时期的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此前估计的24人，许多案件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调查。

格兰的著作《花月杀手》由三个章节构成。首章聚焦莫莉及其家族的经历，次章则描绘了怀特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对案件的追查，最终章通过揭示联邦调查局报告中的关键漏洞，深入刻画了针对奥塞奇夫妇的阴谋网络。书中提及的涉事者包括篡改尸检结果的殡葬从业者、参与投毒的医师、接受贿赂的商人与执法者，以及众多选择保持沉默的旁观者。格兰指出："这些角色共同编织了一张复杂的罪恶之网。"

最初，斯科塞斯计划以联邦调查局视角展开电影叙事，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核心人物怀特。然而在深入探访奥塞奇族社区并与原住民群体交流后，导演决定调整叙事重心，着重展现莫莉与欧内斯特之间交织着爱与悲剧的关系。制作团队在创作过程中广泛吸纳奥塞奇族的意见，通过深度合作确保文化细节的真实呈现。

影片在俄克拉何马州取景拍摄，奥塞奇族成员深度参与从前期筹备到后期制作的全过程。他们为剧组提供了20世纪20年代的服饰、场景布置等关键元素，创造出身临其境的历史氛围。迪卡普里奥、格莱德斯通与丹尼尔·戴-刘易斯等主演甚至掌握了基础的奥塞奇语。正如曾担任电影文化大使的查德·伦弗洛向《史密森尼》杂志的桑德拉·黑尔·舒尔曼表示："我们通过与原住民群体的协作，不仅获得了事件发生地的精确还原，更深入理解了奥塞奇族的文化特性与历史脉络。"

俄克拉何马州波尼原住民部落成员、史密森学会美洲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前馆长凯文·戈弗认为，这部作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他指出："创作者花费大量时间与原住民群体共同创作，这种深度合作让作品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真实感。这不是白人视角的演绎，而是原住民自身讲述的历史真相。"作为奥塞奇族后裔，戈弗期待好莱坞能以该片为范本，重新书写印第安人历史。

影片所展现的"恐怖统治"现象其实在19世纪便已埋下伏笔。当时白人定居者与联邦政府联手，迫使奥塞奇族迁离其 ancestral 土地——如今的密苏里州、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堪萨斯州。为寻求新家园，奥塞奇族于1872年在俄克拉何马州东北部购置了150万英亩土地，建立了当时的奥塞奇保留地，即现今的奥塞奇县。这段历史背景为后续发生的悲剧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语境。

在19世纪末期，奥塞奇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保留区，这一区域成为他们抵御联邦政府不断扩张的土地掠夺的重要屏障。根据1887年颁布的《道斯法案》，政府将保留区的土地划分为若干份，或以160英亩的标准分配给个体印第安人用于耕作。这项政策本质上是诱导文化同化的手段，它推崇私有制体系，与奥塞奇族传统的集体土地观念形成鲜明对立。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未被分配的土地均被视为可供白人定居者开发的公共资源。奥塞奇族巧妙地运用了政府对土地开发的迫切需求，在谈判中获取了优于其他原住民群体的权益。

1906年与联邦政府达成的关键协议为奥塞奇族带来了重大转变，不仅扩大了个人土地分配的规模，更确立了部落对地下资源的公共所有权。正如印第安历史学者特里·P·威尔逊在其著作《奥塞奇》中指出的那样："部落成员共同享有保留地地下资源带来的财富，而非让个人机遇决定谁将获益。"该制度使部落2229名成员均能获得不可交易但可继承的石油收益份额。这种股权具有显著的传承特性：不仅可随继承权流转，还能在家族成员去世后由继承者继续持有。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头权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可以被分割，使多个继承人同时享有部分权益。

这一制度的特殊性也吸引了非土著居民的介入。白人定居者通过与奥塞奇族通婚或其他方式，得以进入部落继承人名单，从而获得石油权利股份。俄克拉何马历史学会的数据显示，这片富含资源的土地在20年间创造的财富总量，超过了美国历史上所有淘金热的总和。白人勘探者租用油田的行为，使奥塞奇族达到前所未有的富裕程度，以至于加州报纸称其为"这个国家最令人羡慕的群体"。1920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估算，每位奥塞奇族成员的年均收入可达1万美元，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今天的15.3万美元。

部落成员的富裕生活引发了非裔美国人的嫉妒情绪，这种情绪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尤为明显。纪录片《美国的隐藏故事：奥塞奇族谋杀案》中，现任酋长的妹妹梅格·站熊·詹宁斯提到，奥塞奇人"驾驶凯迪拉克和林肯汽车，饲养火烈鸟和孔雀"。一些族人甚至拥有私人飞机，这种超前的物质生活水平让外界产生了强烈冲击。随着财富的积累，联邦政府开始着手限制部落的财政自主权，1921年通过的法案要求奥塞奇族接受"财产管理能力测试"。格兰指出，该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印第安事务局往往将"无能"的标签强加给纯血统的奥塞奇族人，而混血儿反而可能被认定为合格的管理者。更荒谬的是，监护人的任命权掌握在有影响力的白人公民手中，他们被赋予监督监护人"从街角商店购买牙膏"等琐碎开支的权力。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与奥塞奇人之间存在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关联。达姆龙指出，"许多人并不知晓美国印第安人曾长期受到严密的政府管控，直到1924年，我们才被正式认定为美国公民"，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使得奥塞奇人成为"唯一需证明血统归属的族群"。莫莉及其母亲莉齐、姐姐安娜·布朗均受白人监护制度约束，斯科特·马西斯作为大山贸易公司负责人掌管安娜和莉齐的财务，而莫莉的丈夫欧内斯特则负责管理她的资产。

1921年5月21日，安娜在莫莉家午宴上醉酒闹事，随身携带威士忌瓶与宾客发生冲突后失踪。据信她是在与欧内斯特的弟弟布莱恩·伯克哈特会面后离开的。三天后，安娜的尸体在峡谷中被发现，尸体腐烂程度显示其已死亡多日，死因确认为枪伤。同一日，奥塞奇县另一处发生命案，石油工人发现查尔斯·怀特霍恩的尸体，该男子比安娜早失踪一周，额头存在两个弹孔，推测为32口径手枪所致——这种武器正是安娜遇害时使用的。

《帕乌斯卡每日资本报》对此类连环凶案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其标题"两起独立谋杀案几乎同时被发现"暗示着潜在的关联性。然而官方调查始终未能厘清真相，仅能判定二人死于"未知之人之手"。随着调查推进，更多隐秘的死亡事件逐渐浮出水面。达姆龙回忆称："1921年7月安娜案尘埃落定后，莉齐因长期病痛离世，这标志着奥塞奇县正在酝酿的致命阴谋显露端倪。"事实上，该时期已发生多起离奇死亡，许多年轻健康的奥塞奇族人突然暴毙，甚至有白人支持者遭遇不测。

1922年，石油商人伯纳德·麦克布莱德在华盛顿特区遭遇刺杀，该男子本计划向联邦政府寻求对奥塞奇族谋杀案的调查。1923年，律师W.W.沃恩在获取关键案卷文件后，竟被从火车上抛下致死。这些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最终揭开了围绕奥塞奇族石油财富的黑暗阴谋。

丽塔、安娜、莫莉与米妮等奥塞奇族成员在面对系统性暴力时，曾试图通过雇佣私人侦探和悬赏提供线索来寻求正义，但正如前酋长吉姆·格雷所言：“他们经常被忽视。”当时的执法者和权力机构因深陷种族偏见，甚至将部分责任人视为邪恶制度的共谋者，导致许多受害者证词未被采纳。为自保，奥塞奇族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在宅邸周围装设照明灯、随身携带武器，甚至迁离本州。1923年2月，一名40岁的奥塞奇族男子亨利·罗安的尸体被猎人发现，他生前曾与莫莉短暂婚姻。罗安的头部遭.45口径左轮手枪击穿，死亡时间已超过数日。这位深受寄宿学校创伤的族人，其童年经历与莫莉相似——在白人主导的教育体系中被迫切断文化根脉。格雷在Vulture采访中向主持人克里斯·克莱姆克回忆道：“当我试图描述我曾祖父的短暂一生时，有一半时间都在讲述寄宿学校的混乱。”即便成年后试图寻找心灵归宿，他始终未能摆脱阴影。

威廉·黑尔尽管将自己塑造为奥塞奇族的盟友与支持者，但其真实意图却与之背道而驰。他通过多种商业投资积累了巨额财富，内心的贪婪驱使他密谋杀害多名奥塞奇族人，以攫取他们的石油开采权。莫丽的家庭成为其犯罪计划的核心，黑尔利用侄子的婚姻作为攫取利益的工具。怀特的调查揭示了黑尔的权谋手段，包括收买和胁迫执法部门与罪犯。格兰虽将黑尔称为“邪恶的化身”，却指出欧内斯特“表面上具备良知，却逐渐沦为这些罪行的共犯”。他的重要性源于其普通身份，虽非策划者却忠实执行了罪恶计划。

1926年1月，黑尔与欧内斯特因谋杀比尔、丽塔及布鲁克希尔而被捕。黑尔面对指控时展现出超然态度，坚信自身关系网可令其免于定罪。欧内斯特起初否认涉案，但在压力下坦白其叔叔不仅与史密斯家族的死亡相关，还牵涉罗恩的命案，并指向一名本应代表联调局的卧底线人为安娜的凶手。这场涉及黑尔、欧内斯特及同谋约翰·拉姆齐的审判引发全国关注，《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持续追踪法庭动态。

审判过程中，欧内斯特的态度出现剧烈波动——先在证人席上翻供，后又主动认罪，承认自己参与了杀戮。1929年，陪审团最终判定黑尔与拉姆齐有罪，但格兰在报道中写道：“难以找到12名白人因谋杀美洲原住民而被定罪。”黑尔与拉姆齐均被判无期徒刑，但两人的刑期均未满，黑尔于1947年72岁获得假释，欧内斯特则在1937年假释后因抢劫再次入狱。莫丽在欧内斯特被捕时已病重，当局怀疑其病情与医生詹姆斯及大卫·舒恩兄弟的慢性中毒有关。然而，一名经纪人后续报告称，她“在离开舒恩一家后立即恢复健康”。面对丈夫在家族死亡中的角色，莫丽曾表示：“欧内斯特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他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但随着证据的累积，莫丽最终与欧内斯特离婚，格兰记录道：“每当提及她丈夫的名字，她都会因恐惧而退缩。”其子则被迫接受父亲曾企图谋杀自己的事实，仅凭运气与耳部伤痛才在史密斯家爆炸中幸免于难。影片顾问制片人向《时代周刊》透露，莫丽与孩子们遭遇的背叛反映了奥塞奇族数百年来遭受政府机构及剥削者的大规模侵害。通过将奥塞奇族调查而非联邦调查局作为《花月杀手》的核心叙事，斯科塞斯团队获得族人的信任，奥塞奇族长杰弗里·站熊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我们知道信任不会被背叛。”

杰弗里·站熊在《Sooner Magazine》中指出，胡佛与联邦调查局声称已逮捕黑尔及其同伙，从而终结了奥塞奇族遭遇的恐怖统治。格兰则认为，胡佛在几名凶手落网后便急于宣布胜利，企图借此提升联邦调查局的声誉。然而，这场阴谋的实际影响远超当局的承认范围，多起谋杀案至今未获解决，包括怀特霍恩、麦克布莱德和沃恩的死亡。此外，更多恐怖统治时期的受害者身份仍未被确认。

多年后，格兰在采访奥塞奇族长老时发现，部分家族存在未被调查的死亡疑云。国家档案馆中的一份小册子揭示了奥塞奇人遭受白人监护人杀害或虐待的严重程度。格兰回忆道，他注意到一名监护人名下管理着五名奥塞奇族成员的财产，其中每个名字旁都标注着“已故”。另一份记载12名奥塞奇族人的文件则显示，其中一半已离世，这一死亡率明显高于自然死亡率。他提到书中暗含的系统性谋杀线索，如关于石油收益被盗或投毒指控的零星记录。

达姆龙的研究也印证了奥塞奇族成为人头权争夺目标的证据。她在纪录片中展示的文件表明，1928年去世的奥德尔·里瓦德曾因继母（同时也是监护人）贪污其财产而投诉。里瓦德死后，继母竟提出45000美元遗产索赔的申请——这一行为缺乏实质性证据，却引发对谋杀的怀疑。当前，奥塞奇族仍面临历史记录缺失的困境，格兰感慨道：“在许多案件中，肇事者不仅抹去受害者的生命，更试图湮灭他们的历史。这是我研究中最艰难的挑战，遗憾的是始终无法突破。”

达姆龙进一步指出，对奥塞奇族的侵害并未随着黑尔案结束而终止。美国政府通过印第安事务局推行的监护制度，在恐怖统治时期未能履行保护职责。如今，该机构仍作为国家矿产的受托人存在，约26%的奥塞奇人头权掌握在非奥塞奇族个人和机构手中。尽管奥塞奇族多次推动联邦立法，试图允许这些实体出售或捐赠人头权，但相关举措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纪录片《花月杀手》无疑为这段黑暗历史带来了新的关注，但戈弗质疑这种影响力是否持久。他提到：“观众可能仅会感慨‘天哪，这真是太糟糕了’，然后问晚餐吃什么。”然而，他同时强调，影片可能激发各界对历史的讨论，包括政治领袖与演员，促使人们反思：“这是人性的至暗时刻，我们必须确保类似悲剧不再重演。”奥塞奇族在电影上映纪念声明中表示：“我们不是历史的遗迹。在俄克拉何马州东北部的保留区，奥塞奇族正以蓬勃的姿态前行，这是一个充满力量与希望的民族，他们铭记过往，却更致力于构建未来。”达姆龙回应称：“我们民族曾历经可怕袭击而幸存，这段历史仍将伴随我们，但它不应成为定义我们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