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年会」背后的实验与想象 -

不少观众指出《年会不能停！》的结局存在理想化倾向。影片中普通职场人在年会现场揭露公司黑幕的情节，实际上已是对现实职场生态的深刻讽刺。在充满权谋与压迫的环境中，此类行为能被展现已是难能可贵，而晋升等正面结局则显得过于圆满。导演董润年对这些讨论表示认同，他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但依然认为影片中正直与勇气的微光足以引发共鸣。

面对观众对喜剧类型的期待，董润年强调自己从未将该片简单归类为传统喜剧。他认为这是一部具备结构性喜剧特征的作品，通过角色行为与观众认知的错位制造笑点。影片采用全知视角，让观众能居高临下地审视人物的荒诞举动，这种设计既保持了剧情的张力，又避免了低俗笑料的堆积。演员们也践行了这一理念，摒弃传统喜剧的夸张表演，而是用贴近现实的细腻演技呈现角色困境。

在当前短视频时代，密集笑料已成观众习惯，董润年却坚持打造更注重内在逻辑的喜剧节奏。他坦言希望以1.5倍速的叙事方式维持观众注意力，这种对观影习惯的洞察使影片呈现出独特的喜剧质感。值得注意的是，《年会不能停！》并未依赖身体缺陷或低俗梗制造笑点，这种突破既是对类型片的创新，也体现了导演对喜剧表达的深度思考。

谈及创作理念，董润年始终关注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从《被光抓走的人》到《年会不能停！》，他不断尝试不同题材与形式的创作，试图用电影探讨现实社会中复杂的人性议题。尽管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片场，从年会喜剧到电视剧《不讨好的勇气》的拍摄，他依然保持着对创作速度的追求。

董润年认为，导演的职业生涯需要持续不断的创作输出，才能保持艺术生命力。每次完成作品后的怅然若失，反而激发了他更快进入下一部作品的创作状态。这种对创作的执着与敏感，使得他在表达现实关怀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电影形式的探索热情。

2017年，我萌生了一个关于职场喜剧的创作念头。发现"上班"是中国民众最普遍的生活状态，从家庭聚会到同学朋友间，吐槽同事与上司已成为永恒话题。在倾听无数职场趣事后，我直觉认为这背后蕴藏着丰富的创作素材，尤其是那些各具特色的"奇葩"现象。最初的剧本设定围绕着一个年轻打工人面对裁员危机，通过积极表现争取领导关注的职场困境。但随着创作深入，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不断深化对"年会"这个载体的探索。当发现现实中的大型企业年会预算往往远超六千万时，这种传统场景的商业化演变让我意识到时代变迁的深度。那些年，我们曾习惯于简单的新年联欢会，怀揣着平等共享的快乐；而今，年会已成为社会变迁的缩影，这种转变促使我将创作主线聚焦在年会演变过程中。

在角色设定上，大鹏饰演的胡建林这个传统工厂工人的形象，在后期才最终确立。我没有刻意构建新旧对立的叙事，但近年来社会观念的激烈碰撞促使我思考如何通过不同立场的人物来观察记录这个时代。创作中传统价值观与新兴秩序的冲突确有存在，但这并非预设的命题，而是自然呈现的结果。2021年9月剧本初稿成型，经过为期一年的反复打磨，直至2022年9月最终确定演员阵容并启动拍摄。

这次创作体验与以往截然不同。剧本创作阶段，我们进行了大量实地采访，力求让故事扎根于真实生活而非个人表达。可以说，《被光抓走的人》是一次对自我的挖掘，《年会不能停！》则转向对社会和他人的探索。在剧作层面，我们采用团队协作模式，与联合编剧应萝佳深度讨论创作方向，还邀请了作家苏方和众多脱口秀创作者参与文学策划。虽然最终剧本仍由我执笔，但这种集体创作的方式让作品呈现出更统一的风格。

这种统一性并非简单的风格趋同，而是通过保留每个人的专业特色，最终形成有机整体。团队达成"不应当作喜剧来拍"的共识后，每位成员都贡献了独特的艺术视角。王迅老师在开机前撰写了近万字的人物小传，细致刻画角色的前世今生；大鹏和白客则主动放弃夸张表演，让角色回归生活逻辑。脱口秀演员们则以真实个性参与演出，他们的即兴发挥与剧本设计形成有机互动，如白客饰演的马杰克与大鹏的胡建林首次相遇时，白客的鞠躬动作与大鹏的即兴回应，恰似现实生活的鲜活投影。

文本革新同样体现"新"的追求。我们打破传统好莱坞三幕剧的结构范式，融入中国传统叙事元素。电影前半段受传统相声《连升三级》启发，讲述一个不速之客因意外获得奇功的故事；三人的职场分工更暗合相声《扒马褂》的经典模式——惹祸者、挑刺者与圆场者构成的黄金三角。这种结构创新使电影既能承载喜剧元素，又具备深层的社会观察。

拍摄过程充满挑战，疫情管控最严格时，我们面临每日拍摄计划变更的困境；中后期突然放开后，全组200余人中仅五人未感染，许多成员带着病痛坚持拍摄。年会这场重头戏不得不拆分为两次拍摄，通过镜头调度和剪辑技巧巧妙化解拍摄断层。尤其在节目编排上，脱口秀演员唐一丹创作的rap歌曲在拍摄过半时才完成改编，音乐顾问郭斗之协助完成编曲与声音训练。演员们带着高烧坚持演出，大鹏甚至因过度用力导致右手流血，这种集体坚持最终成就了电影的质感。

在类型片创新上，我们刻意追求快节奏与大信息量。117分钟的片长包含近2300个镜头，相当于为观众准备了1.5倍速的观影体验。通过emoji、对话框和PPT等当代视觉符号的运用，我们希望让电影具备十足的当下性。这种创作理念源于对观众需求的思考：当短视频塑造了新的喜剧审美，要求电影在10分钟内完成段子铺垫已变得异常艰难。我们选择用大量音乐蒙太奇快速传递信息，这种实验性创作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拒绝重复已有的创作逻辑。

电影虽非纯粹喜剧，但始终秉持着让观众发笑的核心诉求。这种笑声并非廉价段子的堆砌，而是通过人物关系的自然发展"流淌"而出。结尾的开放式处理，源于我始终相信幽默可以消解恐惧。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或许正需要这种转化的力量。我期待观众在笑声中获得心灵按摩，感受到来自时代的温柔力量。

作为导演，我始终希望突破类型界限。从《被光抓走的人》到《不讨好的勇气》，创作信心逐步建立。但这种信心不意味着重复过往，相反，我希望保持每个作品的独特性。未来或许会尝试科幻类型，但承载着对弱势群体复杂性的探索始终不变。这既是对自我的要求，也是对观众的承诺——永远提供新鲜的创作视角，如同库布里克般持续展开全新的艺术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