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总爱讲道理不是个好习惯 -

谈及国产影片，总有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每当电影人获得一定成就与地位，其作品似乎总不自觉地陷入说教的窠臼。本文仅为观影心得随笔，并非否定创作者对电影艺术的贡献。只是作为观众，我时常感到一种微妙的矛盾——那些曾以精湛技艺赢得认可的导演与主创，往往在取得一定声望后，作品便开始充斥着对社会议题的过度诠释。细究近年来国产影片的创作轨迹，似乎发现一个颇为契合的规律：一部影片的成败，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创作者是否执着于通过影像传递某种深刻的道理。

当导演表示：这部作品源于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记录了一段令我感同身受的生活片段，那么建议观众前往影院观看。这类影片更易避免落入俗套，其故事越具体、越充满细节，越能贴近导演的成长背景与生活圈子，作品的成功率便越高。然而若导演强调：影片旨在探讨某种深刻的哲理，或是挖掘特定的社会命题，阐释某种引人注目的思想体系，那么建议观众谨慎对待。尤其是涉及“儒释道”、历史文化命题等看似高深的题材时，更需提高警惕。若以上说法仍显抽象，不妨以更直观的对比理解：若影片聚焦于《隔壁吴老二》这类平凡人物的故事，可放心观看；若主题转向孔子孟子，或是大汉大秦等宏大历史叙事，则需保持距离。这一认知早在多年前就曾让我产生深刻印象，当时一位颇有造诣的电影人于采访中提及新作有意探讨儒道思想，我立即预感该片或许存在问题。结果正如所料，影片表现不尽人意。多年后，这一规律依旧适用，从未失效。

究其原因，导演热衷于宏大命题的表达习惯，归根结底并非出于“投机市场”“包装影片”的功利考量（尽管这可能是次要因素），而源于更深层的动机——表达的渴望。他们希望作品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希望以此提升艺术价值与影响力。然而这种渴望往往使创作者陷入误区：认为必须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叙事，转而探讨诸如精神、历史、儒释道、天下等宏观议题。这种错位恰恰出现在对创作本质的误判上。

这涉及两个层面的思考：第一，讲道理本身具有专业门槛；第二，讲道理并非衡量艺术价值的绝对标准。从专业性角度考察，优秀导演往往具备敏锐的感知力与丰富的表达技巧。他们能在创作中将细腻的情感与独特的体验精准传递，如同超导体般高效。但这种能力并不等同于善于讲道理。讲道理需要的是概括、归纳与逻辑建构能力，需要对复杂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那些仅凭个人直觉或两天思考就试图诠释历史命题的创作者，往往难以避免肤浅的结论。例如，有人宣称“秦朝灭亡源于计划生育”，这种观点既缺乏历史纵深，又未遵循学术规范。

以秦朝灭亡问题为例，看似简单的历史命题实则需要深厚积累。普通民众在茶馆闲聊时确实能随意发表见解，但这种民间智慧与专业创作存在本质差异。创作者必须了解前人关于该命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哪些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哪些仍存争议。唯有通过系统性学术对话，才能避免停留在表层认知，真正触及历史本质。以《史记》研究为例，从古至今中外学者已为其撰写数百种注释与研究文献，即便天赋过人，若缺乏基本学术储备，也难以突破既有研究框架。那些声称“发明”新历史理论的言论，往往不过是重复“秦朝灭亡源于计划生育”式的浅薄结论。

关于讲道理的价值判断，必须明确其本质属性。尽管讲道理具有专业门槛，但它并不等同于高质量艺术表达。优秀的文学创作与深刻的哲学思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态。即使是金庸小说，最令人诟病的部分也在于那些夹杂说教的章节。对于创作者而言，试图通过宏大命题提升作品价值的实践，实则是对艺术本质的误读。当下影视作品更需要的是具备敏锐感知力与传达能力的创作者，他们能突破宏大叙事的桎梏，引导观众关注真实的现实生活。当人们痴迷于讨论“明朝是否最牛逼”的话题时，却忽视了身边普通人命运的鲜活呈现，这种认知偏差恰恰印证了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的观点：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直面现实，而非沉溺于对历史的虚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