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娱狗仔浮沉录 -

厚古薄今往往反映出思维的惰性，硬糖君时常提醒自己避免为过去的艺人或作品添加时光滤镜。然而每当看到微博热搜榜单，仍会不禁感慨：如今的内娱比不上昔日的狗仔团队，即便他们的存在感似乎更为凸显。以2017年“风行工作室官微”“中国第一狗仔卓伟”“名侦探赵五儿”等娱乐爆料账号被封为分水岭，内娱狗仔一度销声匿迹。直到近两年再度兴起，每日制造大量文娱热搜——这些话题要么源自狗仔的爆料，要么来自网友对狗仔工作的吐槽。例如，漫画爆料达人张小寒刚因“内娱不止一个娃”的隐晦言论登上热搜，不久后言承旭便亲自回应称孩子已出生。吃瓜群众再次质疑内娱狗仔的失职，为何如今的爆料总是依赖当事人？实际上，艺人往往借此机会进行自我宣传。尽管内娱狗仔依旧保持着“老德性”——发表模棱两可的言论、爆料无关紧要的信息，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活跃频率与网友的参与度确实显著提升。这种转变或许要归功于去年那条“鲶鱼”——台湾狗仔葛斯齐。在汪小菲与大S持续数月的口水战中，他通过持续直播展示实质性照片和实锤爆料，一时之间这位努力出道的台湾狗仔在内娱掀起巨大波澜。

即便过去一年，葛斯齐的账号仍被封禁，但他凭借持续曝光汪小菲与多位女性的合照，以及宣称要赴内地起诉张兰诽谤、主动邀约汪小菲赴宴等言论，依旧频繁登上热搜。这一现象似乎激发了内娱狗仔的效仿热情，他们开始转向网红化运营模式，通过直播爆料和自购热搜的方式扩大个人影响力，逐渐将原本隐秘的爆料工作推向公众视野。

然而，吃瓜群众内心最渴望的实质性爆料依旧稀缺。每当遭遇与预告不符的爆料“诈骗”后，大众总会不自觉地回想起昔日以诗意文字揭露明星隐私的卓伟，那个自称“娱乐圈监督者”的新闻人形象。如今的内娱狗仔圈已形成三大势力：平台派深度绑定娱乐资讯平台，如优酷的酷哥追星日记、快手的懂瓜呱等账号率先发布瓜田；摄影派延续传统图文与视频爆料模式，代表人物包括转型摄影的刘大锤、超能摄影阳阳等；而营销号出身的大V则成为舆论推手，如绘制漫画的吃瓜少女张小寒、擅长推理的江小宴，他们往往接收网友爆料后进行二次加工。

如今的狗仔们，与公关人员的界限愈发模糊。他们被葛斯齐点燃了成为网红的野心，却未能触动从业者的职业信念。葛斯齐早期之所以赢得公众信任，关键在于其宣称保持中立立场，仅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报道。这种看似追求新闻理想的姿态，与开创者卓伟的行事作风如出一辙。值得玩味的是，娱乐记者与狗仔的起源本是一体，卓伟所属的早期"狗仔"群体皆出自传统媒体，身兼报社与杂志的文字工作者。正是这种职业背景，使得当年的狗仔能创作出富有文学性的深度报道，甚至以诗文预告选题。如长春国贸的纪实报道、关爱八卦成长协会的策展形式，特别是卓伟那首充满隐喻的小诗："缘自古剑心怦然，雪泥鸿爪万人传。刘郎已恨晴川远，一入孤峰春梦残"。

卓伟在纪录片《城市、狗仔，你、我、他》中曾自称身为调查记者，坚守道德底线，从未接受过任何利益诱惑，在娱乐圈扮演着舆论监督者的角色，致力于向公众披露事实真相。尽管对其评价存在两极分化，但昔日同行王小鱼曾指出，从卓伟维持的稳定生活状态来看，难以察觉其与商业利益挂钩的迹象。过去文字记者与摄影记者常协作配合，而今狗仔队的职能逐渐简化为单纯的照片与视频采集，文字创作环节几近消失。当前部分从业者更倾向于模糊化表达，频繁发布与预披露信息存在偏差的爆料，虽然重塑了内娱对"顶流""一线""国民演员"等概念的定义，却难觅与前辈相媲美的职业理想与新闻操守。

在流量驱动下崛起又因流量衰落而消逝的娱乐爆料媒体，韩国拥有D社，日本则有《周刊文春》，那么为何中国缺乏这样的媒体？许多令国内娱乐界哗然的爆料往往源自当事人自身，如胡歌宣布结婚生子的传闻由“嫂子”都美竹率先披露，或李云迪、李易峰等涉及法律纠纷的公众人物直接通过警方通报引发关注。这一现象的背后，或许反映了我国娱乐新闻逐渐弱化了“监督职能”，而日韩的娱乐狗仔队则成为传统媒介形态的传承者。尽管D社依托互联网平台运营，《周刊文春》仍以纸质杂志形式存在，二者在新媒体语境下反而呈现出独特的传播特征。

然而，凭借真实的新闻爆料，这些媒体成功扭转了被时代所淘汰的困境。2020年疫情期间，《周刊文春》所属的文艺春秋出版社披露了令人惊讶的销售数据：4月、5月、6月的销量分别达到去年同期的100.4%、111.2%和112.9%，连续三个月创下"售罄"纪录。相较之下，香港本土狗仔队则因港星北上而逐渐式微，一位从业者在《香港狗仔兴衰录》中戏称："昔日追踪张柏芝与陈小春的恋情，如今只能拍摄蔡思贝秀腿的片段。"

卓伟等人未曾预料到，个人借助互联网流量迅速积累话语权的同时，也伴随着问题的涌现。尤其当他们的爆料成为艺人事业的终结者，触怒的对象日益增多，单打独斗的个体难以应对。2017年互联网监管的浪潮席卷而来，卓伟等一批狗仔号遭遇封禁。这一时期，明星们依托政策东风，使内娱“狗仔”彻底走向式微。在行使监督权方面，个人与机构媒体存在本质差异。D社、文春周刊等机构媒体自传统媒体时代起步，逐步构建起权威体系。他们曾因揭露真相而与权势、娱乐公司甚至皇室产生激烈冲突，办公室打砸等事件屡见不鲜。然而，这些矛盾往往集中于公司层面，对个人的攻击相对克制。得益于独立的盈利能力，娱乐公司得以在权贵面前昂首挺胸。这种生存能力源自每一位追求知情权的公众的买单行为。机构媒体中的狗仔记者即使遭遇打压，最多也只是更换岗位，但公司主体依旧存续，其他从业者也能接棒前行。日本媒体报道称，周刊文春的狗仔记者队伍本就流动性强，平均任职时间仅为两至三年。可以说，内娱狗仔虽借流量崛起，却始终未能掌握在激烈竞争中维持平衡的精髓。当狗仔行业再度回归公众视野，买单者身份也悄然转变。最初卓伟那代从业者能坚持新闻理想，不为五斗米折腰，源于他们拥有稳定的“单位”支撑——从传统媒体到门户网站、视频平台等。2017年后，多数狗仔选择转型，或投身娱乐营销公司，或转向深度八卦付费阅读领域。如关八另起炉灶的美工张铁牛，其撰写的台湾娱乐史中揭示的大小S娱乐圈往事，生动详实程度远超当前任何爆料。长期来看，市场上留存的狗仔始终困惑于重新出山的边界问题，幸亏长视频平台优酷延续了狗仔的“香火”。优酷的爆料多聚焦于小明星、爱豆的塌房事件，尽管这些对象的公众关注度有限，难以构成实质性的新闻。但正是这种差异化策略，为行业探索出了新的风口，同时也激活了内娱生态。

2018年后，随着多个平台效仿优酷的运作模式，娱乐圈内部的狗仔团队生态逐渐形成。去年葛斯齐因在直播中不慎触及敏感话题而被终止，再次凸显出内娱狗仔的行事边界——即便通过直播获取打赏收益，仍需对涉及艺人的话题保持克制。如今的狗仔团队愈发大胆，不仅通过直播形式传播爆料，更开始涉足流量明星的灰色地带，如王一博与某顶流女明星的传闻关联、张小寒对杨幂绯闻困扰的模糊描述等。尽管惯用模棱两可的措辞包装“大瓜”概念，回避实质性新闻，但这类行为已触及行业内最大的容忍限度。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狗仔如何高调介入流量变现，其本质仍服务于明星工作室的商业需求。在资本主导下，爆料内容往往成为双方博弈的工具，甚至无需狗仔亲自操作，便可从竞争对手处获取消息。公众对娱乐八卦的需求与对真相的渴望形成矛盾，而卓伟式的狗仔团队因揭露尖锐事实而引发争议，导致部分艺人名誉受损并产生社会负面影响。因此，明星群体或可考虑绕过传统狗仔团队，转而整合此类资源，既可利用爆料制造话题热度，又能通过间接方式处理公关危机，甚至暗中打击对手。然而现实是，内娱狗仔新闻的真实性始终带有局限性，但幸运的是，我们仍能在保留一丝正能量的同时，继续以模糊视角窥探娱乐圈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