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6.58亿判刑两年：宋歌与北京文化的“封神”资本泡沫始末 -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2日作出终审判决，北京文化（000802.SZ）董事长宋歌因涉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这场始于2018年的财务造假案，通过虚构《倩女幽魂》《大宋宫词》影视收益权份额转让、伪造品牌营销业务等手段，导致公司虚增利润6.58亿元，占比达158%。这一数据背后，折射出影视热钱时代资本与影视从业者共同陷入的疯狂追逐。2016至2019年间，北京文化凭借《战狼2》《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等现象级作品，持续刷新票房纪录，股价曾暴涨300%。宋歌更豪掷30亿元押注《封神三部曲》，宣称打造「中国版指环王」。参与该片的投资方陆川曾形容当时行业生态：「整个领域热气腾腾，走哪都是大哥，遍地都是钱」。然而随着2018年税务风暴引发资金寒冬，北京文化为维持资本叙事，采取设立空壳公司循环注资、伪造合同流水等手段，将尚未播出的《倩女幽魂》4.59亿元收入提前确认，更虚构子公司星河文化业绩。这家由「内地第一经纪人」王京花创立的企业，最终沦为财报造假的工具。

北京文化的衰落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折射出中国影视工业化初期的困境。据娱乐资本论统计，在其2019年财报披露的28个影视项目中，仅有《封神第一部》《你好，李焕英》等少数项目实现落地，其余多数项目在后续财报中销声匿迹，暴露出行业剧变下的生存挑战。

陆川执导的《749局》成为现象级的现实映照。这部2016年启动、2018年开机的科幻巨制，曾承载着冲击国际市场的雄心。然而开机前夕，某资本方突然抽资造成50%资金断层，陆川在致剧组的公开信中曾紧急承诺：「三天前北京文化已完成投资协议签署，资金将在两天内到账！」北京文化虽填补了35%的缺口，却让项目陷入更深的危机——2019年后，随着母公司财务危机爆发，《749局》后期制作全面搁浅，陆川被迫转向广告拍摄与电视剧集制作维持生计，历经八年艰难打磨，最终完成这部具有时代特殊性的影视作品。

在《封神》系列中，更为激烈的对比体现在制作周期与市场表现的反差。首部曲于2023年暑期档取得26亿票房佳绩，然而其特效制作耗时长达九年。次年春节档推出的续作《战火西岐》则暴露了导演创作理念的偏差，不仅特效水平明显缩水，剧本也经历多次重大调整，最终票房仅为11.95亿，不足前作的一半。

北京文化的战略转型失败，源于资本驱动下的影视产业试验遭遇重大挫折。2020年，宋歌通过收购摩天轮文化完成业绩对赌协议，娄晓曦则依托世纪伙伴虚构财务数据，双方因财务造假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股价暴跌至腰斩水平。根据娱乐资本论分析，这种通过资本运作虚构价值的模式最终动摇了产业根基——为规避星河文化商誉减值风险，宋歌团队被揭露虚增资产1668万余元；为配合郑爽1.6亿阴阳合同引发的税务纠纷，同时掩盖收入虚增事实，《倩女幽魂》项目被指沦为洗钱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该片至今未播出且剧名更改为《只问今生恋沧溟》，由洪金宝、钟澍佳联合执导，郑爽已从原定主演名单中剔除。

耐人寻味的是，在《封神第二部》票房表现低迷的背后，神秘资本操盘手万忠波的布局逐渐浮现。据娱乐资本论此前调查，万忠波通过西藏惠普华等关联企业，以6亿元收购电影《封神》25%的股权。然而随着续作票房仅达到11.95亿元（不足前作半数），其投资组合陷入双重亏损的困局。值得关注的是，万忠波早年涉足的娱乐产业与"花都夜总会"存在关联，其资本网络长期采用代持模式渗透北京文化集团。其中杨三彩作为其核心合作伙伴，持续位列北京文化十大股东名单，而万忠波本人则选择隐匿幕后以规避过往涉黄风险。2021年10月李雳接任北京文化董事长后，有业内人士向娱乐资本论透露，李雳可能充当着万忠波的影子代理人角色，二者曾同时担任同一公司的主要股东。北京文化原副董事长娄晓曦曾直言，李雳与万忠波之间存在密切的利益关联。

作为《封神》项目的女制片人，罗珊珊在各类公开活动中频繁与剧组同框，常处于C位。即便在与导演乌尔善及男主费翔的合影中也坚持占据核心位置。她本人是导演万忠波的配偶，罗珊珊早年曾是一名演员，凭借《金粉世家》中四小姐金道之的角色获得关注，婚后选择暂时退出演艺圈。

北京文化案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影视产业资本化进程中潜藏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对赌式扩张的悖论显现：通过"保底发行"与"业绩对赌"策略虚高估值，同时借助频繁溢价交易分散风险，最终却陷入法律困境。值得注意的是，《你好，李焕英》54亿总票房中，北京文化仅获得6000万元营收，资本运作的过度扩张已严重侵蚀内容创作的利润空间；而光线传媒则选择与导演饺子建立深度绑定，通过较少的股份释放形成自洽的内容生产生态，展现出更为稳健的财务策略。

其次，工业化道路遭遇现实阻碍：30亿投资打造的《封神》系列催生亚洲最大摄影棚，却因资金链断裂导致续集搁浅。项目停摆后，缺乏专业制片人难以平衡导演创作自由与商业诉求，最终形成单向度的影视产品。第三，监管与发展的动态平衡难题：2018年税务整顿虽为行业清理了潜在风险，但持续的政策波动与融资环境恶化却加剧了资本撤离态势，《敦煌英雄》等28个项目成为时代发展的产物。

宋歌的刑期或许标志着资本狂欢时代的暂时终结，但行业亟需建立新的信用体系。当路阳、管虎等导演仍在为"八年拖船"困境寻找突破路径时，产业界必须反思：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如何避免重蹈"财务造假"的覆辙？这需要影视从业者在资本与内容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