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援会敛财新套路：粉丝一年花十几万，有人获利千万 -

近日，时代少年团第二张实体专辑《乌邦托少年》正式开售，其后援会小号"MAgic万事屋"因组织粉丝通过借贷方式参与集资被封禁。据爆料显示，粉丝需填写详细个人信息并手持身份证进行实名认证，仅在两年多时间内投入超5000元即可参与，而单人最低借款金额已达到万元级别。

凤凰网《风暴眼》采访中发现，部分粉丝存在多维度追星行为：除购买代言、专辑及参与线下应援外，更通过集资方式支持偶像。据受访者透露，疫情前年度投入约五万元，疫情后虽活动减少，仍需三五万元。有粉丝表示，持续三四年追星累计花费超十万元，其中部分家庭条件优越的粉丝，每年投入可达十万元。

在粉丝经济体系中，数据直接关联艺人影响力。品牌代言、综艺机会乃至舞台镜头数量等资源获取，均取决于粉丝的消费数据。无论是专辑销量、周边产品销售额，还是限量商品的售罄速度，这些指标都成为衡量艺人热度的核心标准。

值得关注的是，官方后援会通常需经艺人或经纪公司授权方可成立。清朗行动后，相关管理文件更明确要求所有后援会必须取得经纪公司资质。尽管初衷为"为爱发电"的追星团体，但部分组织已演变为灰色产业链，出现违规售货、虚假承诺及携款潜逃等现象。

法律专家指出，当粉丝向后援会提供含身份证影像的个人信息时，存在数据泄露风险。一旦被非法利用，可能引发侵犯隐私或财产损失等违法行为。在此情形下，受损粉丝可依法要求组织者承担相应责任。

事件曝光后，尽管涉事账号已被永久封禁，但围绕粉丝借贷行为的疑云仍在持续。从诱导借贷的运作模式，到粉丝经济的深层逻辑，再到清朗行动后的应援方式演变，这些现象背后折射出复杂的娱乐圈生态。凤凰网《风暴眼》通过电话采访三位马嘉祺粉丝，并接收多条私信爆料，试图还原事件真相。

一位追星七年的粉丝自述："从14岁开始追随马嘉祺，至今已度过七年。他让我着迷的不仅是《雪落下的声音》的舞台表现，更在于举着话筒演唱时散发的光芒与清澈的眼神。"该粉丝表示，最初仅为欣赏偶像的舞台和音乐，偶尔购买杂志便感到满足，但随着追星时间推移，投入逐渐升级。

2020年高考结束后，小k首次为追星采取了激烈的行动。当时疫情尚未完全结束，她与几位好友共同租住在时代少年团在北京驻地小区的附近，还特意办理了小区通行证件，每日在楼栋前守候偶像上下班。夜晚则等待他们结束工作归来，这种近距离的互动成为她追星生涯的重要节点。小k回忆称，"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与偶像接触，有时会称赞他今天的造型出众，有时提醒他注意保暖，常常用言语鼓励他专注训练。他们通常会以眼神或简单的‘谢谢’作为回应，即便沉默也不阻止我们的行为。"彼时小k尚未具备独立经济能力，所有开支均来自家庭支持，但高考后家长的监管相对宽松。

如今小K希望亲自前往现场追星，因此不再满足于单纯依赖家长的安排。为了兼顾经济收益与追星体验，他计划向文娱类传媒公司寻求实习机会，期望通过短视频运营等岗位获得活动外拍的参与权，既能积累收入，又能借由职业资源更便捷地接触偶像。尽管如此，他坦言实际能参与的机率却十分有限。几年前他常与朋友通过黄牛渠道购买粉丝名额参加活动，偶尔也会顺手拍摄其他明星，甚至有粉丝站愿意付费获取照片。但随着活动名额价格不断攀升，动辄数千至万元的费用让普通粉丝难以承担，加之仅有职业代拍才能实现盈利，小K的参与频率已明显减少。即便如今前往外地追星需自费承担机票酒店等开销，他仍认为这些支出属于个人追星投入，理应自行承担。

随着对马嘉祺粉丝群体的深入了解，小K逐渐认识到数据在偶像事业中的关键作用。在成员间的竞争体系中，人气指标直接影响着资源分配，从大型品牌代言到综艺录制机会，乃至歌曲编排和舞台镜头分配，都与粉丝基础密切相关。高人气意味着更多商业合作机会，而人气低迷则可能导致长达一年的个人活动空白。粉丝数量作为核心考察维度，其变化会通过专辑销量、周边产品销售额以及限量商品的售罄速度等数据直观体现。对于某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销售数据，后援会常通过集资方式集中采购以确保时效性。小K解释道，这种秒切行为需要在商品发售瞬间完成交易，因此必须提前集结足够资金进行统一购买。若采用分散付款方式，可能会因操作延迟导致数据落后的风险。这种数据表现直接影响品牌方对偶像的评估，代言产品的销售数据往往成为续约的重要参考。小K坦言，即便学业繁忙无法亲自参与抢购，也会通过后援会支持偶像，认为只要能为偶像争取到更多机会，个人是否参与集资流程并不重要。

谈及多年追星的支出，小K在接受凤凰网《风暴眼》采访时透露："若我在活动期间精简吃住开销，同时适度支持代言作品，前三四年每年的花费大概在五万元左右。疫情后活动减少，支出也降至三五万，但总体估算下来，追星花费可能已超过十万元。不过这种消费水平因人而异，也有朋友家庭条件优越，对奢侈品无感，四处追星年花销可能达十几万。"尽管如此，小K对近期马嘉祺后援会小号借贷冲销量的举动表示担忧："若在自身经济能力范围内进行支持尚可接受，但这次明显超出承受范围，而且我并非每次都会集资购买，因此并不符合集资条件。"

小K的追星经历折射出众多粉丝的普遍状态。网络上随处可见粉丝分享的追星故事，这些看似平凡的个体支撑起庞大的粉圈生态，使后援会获得与经纪公司博弈的资本。据马嘉祺后援会官博披露，时代少年团出道战时，粉丝需通过打投争夺成员位置，后援会最终"倾尽全力筹措700万元，心甘情愿交付公司"，既为争取马嘉祺C位出道，也期许公司兑现承诺善待偶像。

然而后援会的付出并未获得预期回报，对公司的诸多行为感到失望。他们认为马嘉祺作为C位未能享受应有的优待，长期处于配角地位；在负面事件发生时，公司亦未能妥善处理。基于这些不满，后援会通过公开声明表达诉求，试图引起外界对偶像权益的关注。

明星粉丝后援会作为粉丝群体自发形成的组织，其功能已从最初的追星行为演变为具备宣传、应援及舆论引导的系统性机构。在清朗行动实施前，这类组织常通过公开集资支持偶像打投，以此影响出道顺序或获取宣传资源。随着政策监管趋严，尽管地下集资活动仍存，但官方后援会的运作已趋于规范化，其存在需经过经纪公司授权，且负责人信息需向公司备案，以确保活动合规性。

据凤凰网《风暴眼》调查发现，多数明星的官方后援会并非粉丝自发成立，而是由经纪公司主导创建或由粉丝在获得艺人认可后发起。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后援会的运作更多依赖行业惯例，而清朗行动后，平台明确要求所有带有"后援会"名称的账号必须提交公司授权文件，否则可能面临封禁。这种制度设计既保障了粉丝组织的合法地位，也划定了其活动边界。

在实际运作中，后援会成员需通过自主报名和内部投票产生，会长等核心职位往往需要经历严格的选拔流程。即便获得官方认证，后援会的决策层也通常仅与经纪公司普通工作人员对接，而非直接接触高层或经纪人。这种分级管理机制既维持了粉丝参与的热情，又避免了组织结构过于集中化。目前行业内普遍认为，后援会与经纪公司之间存在协作关系，但不存在全员由公司操控的情况。

后援会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信息传递层面，其成员仅能将粉丝的诉求反馈至经纪公司，同时将公司的决策意向转达给粉丝群体。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公司重大决策均不掌握在后援会手中。据凤凰网《风暴眼》报道，2016年参与快女的博主透露，节目组曾通过社交平台实施特定策略，将高人气选手刻意置于淘汰边缘进行激烈竞演，随后通过舆论引导促使粉丝集中投票。这种操作模式导致后援会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关系呈现双重特性：在官方渠道层面属于实线输出管道，而在实际运营中则形成虚线互动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后援会的雏形可追溯至超女快男时期，彼时粉丝群体因共同支持偶像而自发形成组织，投票机制相对透明，主要依赖手机短信进行支持。随着节目形式的演变，后援会逐渐发展为更复杂的组织体系，但其核心功能始终局限于信息中介而非决策主体。

近年来，《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选秀节目的走红催生了粉丝经济的新形态。为助力喜爱的选手成团出道，获取更多曝光和商业合作机会，后援会逐渐发展出集资打投等组织化运作模式。这种资金募集行为在粉圈内部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许多普通粉丝认为专业团队能更有效地为偶像规划发展路径。然而，打投机制的滥用引发了行业乱象，如《青春有你3》期间出现的瓶盖二维码投票事件，部分粉丝通过大量购买酸奶完成投票后即丢弃产品，造成资源浪费。该事件最终导致节目停播，成为内娱选秀模式的转折点。在清朗行动实施后，虽然后援会的运作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但部分组织通过创建匿名账号、改用隐晦表述等方式规避监管。例如将集资称为"为偶像存钱"，用"舆情管理"等更含蓄的名称替代直接的控评组称呼。尽管表象发生变化，但粉圈资深成员指出，核心运作逻辑并未改变，许多暗箱操作依然存在，只是更隐蔽地进行。

此次马嘉祺后援会因使用小号账号组织粉丝集资活动引发热议。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后援会要求粉丝通过借贷平台借款支持偶像，且设置了较高的参与门槛——需要在两年内累计消费超过5000元方可申请。其中涉及的专辑官方售价为168元，粉丝需每人至少购买60张专辑，才能满足借款金额的最低要求。按此计算，单个粉丝的借款金额最低将达10080元。

此次集资借贷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梁葳蕤律师在接受凤凰网《风暴眼》采访时指出，此类活动可能涉及多种刑事罪名，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及非法经营罪等。具体定性需结合资金实际用途进行分析，例如是否用于专辑制作、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欺诈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身份证信息作为敏感数据，一旦被第三方获取，其使用范围将难以完全掌控，可能被用于冒名借贷等违法行为。尤其需警惕未成年人群体，其行为能力尚未成熟，面临的法律风险更为突出。律师强调，理论上受害者可追究组织者责任，但司法实践中面临证据收集、责任认定及损失挽回等多重困难。建议一旦发现信息泄露，应立即联系公安机关备案并寻求专业法律援助，以最大限度维护自身权益。

频繁的集资行为使粉丝持续投入资金，而部分后援会管理者则可能借此牟利。有网络爆料指出，后援会通常不设正式薪酬体系，部分成员通过组织活动实现收益，甚至出现以粉丝资金为资本进行投机的情况。一些后援会通过定制周边产品进行创收，如印有偶像形象的图册、日历等商品，这些成本低廉的衍生品往往以数百元高价出售。更有粉丝参与专辑购买与小卡交易，通过低价购入偶像未公开图的小卡后，在二手平台上以两三百元的差价转售，形成类似理财的盈利模式。此类小卡因无法复制而具备稀缺价值，部分粉丝将其视为投资标的，导致市场出现过度炒作现象。

此外，部分粉丝后援会管理者在获取筹集资金后，可能通过虚增支出、伪造财务记录等手段非法套利。例如，制作广告牌实际花费1500元却开具2000元收据，从中获取500元差额利润；而大屏应援项目动辄需要数万元支出，部分组织则可能通过伪造账目蒙蔽粉丝。此类行为仅属冰山一角，更严重的在于部分选秀选手及顶流偶像的后援会存在系统性财务漏洞，如财务与采购职责不分、缺乏多方比价机制，致使高层人员易将资金据为己有并失联。典型案例包括2021年韩国男星朴灿烈的中国后援会，该组织引导粉丝购买专辑过程中，会长涉嫌携款潜逃，网络传言涉案金额超千万元。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常出现后援会负责人与站姐卷款失踪、购置高端房产等违规事件。

梁葳蕤律师在接受凤凰网《风暴眼》采访时表示，当前资金市场中，合法的集资活动主要由企业主导，如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为满足设立或生产经营需求而发行股票与债券。而若公司、企业、个人或其他组织未经批准，违反相关法律通过非正规渠道向公众或特定群体募集资金，则构成非法集资罪的核心要件。值得注意的是，有粉丝向媒体透露，马嘉祺及时代峰峻艺人后援会的运作已远不止表面的集资行为。后援会不仅在资金募集方面日益激进，更具备操控粉圈舆论的能力，既能为自身行为进行舆论辩护，也能通过制造对立干扰其他群体。李飞在粉丝眼中被视为深度参与粉圈运营的资深操盘手，时代少年团的'大粉'群体多由多家公司联合运营，每当出现争议事件时，公司常安排这些核心粉丝引导舆论走向。这些'大粉'本质上依赖公司生存，即便存在矛盾也仅限于内部消化，表面仍需保持对公司的支持姿态。因此，此次集资借贷事件中，后援会发布模糊声明，大粉进行安抚性发声，而公司保持沉默的策略，往往能让非直接利益相关方在数日后默认风波终结。这种'大事化小'的处理模式，实质上构成了对非法集资行为的纵容机制。即便后援会内部出现激烈冲突，其组织架构仍可通过舆论调控维持稳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