呸，专挑年轻爱豆下手，还一堆人吹他？ -

对于熟悉日本娱乐圈的人来说，喜多川长达三十年的未成年练习生性侵丑闻早已成为尘封已久的往事。然而，BBC近日推出的纪录片《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却让这一话题再度引发公众关注。作为东亚偶像产业的奠基人，杰尼斯事务所创始人，喜多川常被称作日本流行文化领域的教父级人物。

喜多川于2019年逝世，由他亲手挑选并培养的少年偶像中，涌现出多位在亚洲范围内拥有广泛影响力的艺人。其打造的众多风靡亚洲的男子团体，如SMAP、V6、TOKIO、KinKi Kids、岚、关八、NEWS、KAT-TUN等，均成为跨越不同年龄层粉丝群体的标志性存在，被誉为杰尼斯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偶像团体群。

对于熟悉日本影视圈的观众而言，这些名字无疑是耳熟能详的存在：木村拓哉以收视率神话般的表演成就闻名，长野博作为《迪迦奥特曼》的男主角承载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泷泽秀明则被冠以"最后的美少年"称号，而香取慎吾、长濑智也、堂本刚、龟梨和也、山下智久、松本润、生田斗真、锦户亮、二宫和也等实力派演员，也都在各自的领域留下了深刻印记。

可以说，喜多川长期主导着日本娱乐产业的发展。从杰尼斯事务所的偶像体系，到日本媒体与公众舆论，无一例外地将其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然而，这位被尊为“神”的人物，却凭借其在行业中的权威地位，对大量年轻艺人实施了令人发指的侵害行为。

令人震惊的是，受害者父母与案发地点仅隔一室的特殊处境，远比受害者本人的陈述更具冲击力。该纪录片引发的深层反思则聚焦于：自1999年《周刊文春》率先曝光此案以来，日本媒体为何始终未能形成持续性的调查报道？为何多数受害者及其家属选择沉默以对，甚至在多年后仍对涉事方保持某种复杂的情感认同？这些未解之谜恰恰揭示了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杰尼斯事务所的练习生制度，表面光鲜却暗藏扭曲与病态，与外界塑造的正面形象形成强烈反差。这套被世俗视为成功模板的体系，实则是喜多川操控组织的隐秘工具，使整个商业运作沦为个人私欲的延伸。公司名称"johnny's entertainment"的翻译颇具深意——直译为"杰尼的娱乐"，而意译则为"杰尼斯娱乐"，这种双重解读恰映射了其表里不一的本质。

当少年或其家长怀揣成名梦想，将简历递交给日本最具影响力的造星机构杰尼斯时，首要筛选条件便是年龄。长期以来，该事务所仅接受8至15岁左右的未成年人担任练习生。通过初步审核后，候选人将获得试镜邀请。试镜通过标志着其正式踏入演艺圈发展之路，随后需经历集体宿舍生活、持续的专业培训，以及在前辈艺人舞台后方承担后台工作的阶段，最终静待个人出道时机的到来。

纪录片《杰尼斯Jr.的真相》揭示了练习生晋升体系的漫长与不确定性。以Sexy Zone成员松岛聪为例，他仅用七个月便完成出道；而浪花男子的藤原丈一郎则历经17年等待，直至喜多川离世、泷泽秀明接任副社长后才最终获得出道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杰尼斯艺人判定标准以CD发行为准，练习生在正式出道前的所有活动，包括舞台表演或粉丝互动，均不计入职业起点。这种制度使得新人艺人往往需要承受长达数年的蛰伏期，其能否突破瓶颈完全取决于喜多川的个人判断。作为一家具有家族企业特征的公司，杰尼斯在运营中更强调人治模式，喜多川自1975年公司成立起便深度介入练习生培养体系，其决策直接影响着无数追梦者的命运轨迹。

杰尼斯初代男团的选拔体系始终保持着独特性，即便每年收到的简历数量庞大，入选的练习生亦超过200人，但创始人喜多川始终坚持亲自遴选与指导。作为极少公开露面的公司高层，喜多川的影像资料多来源于纪录片《杰尼斯的世界》。这种人治模式展现出双重特性：一方面，他凭借对娱乐圈趋势的精准洞察，确保选人标准始终领先行业；另一方面，其指导方式具有高度个性化，既允许练习生自主规划学习内容与形象管理，又维持着严格的专业要求。公司内部形成的这种非标准化选拔机制，造就了杰尼斯艺人特有的差异化发展路径。然而，当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时，这种模式也可能暗藏风险。据传喜多川曾以"关怀晚辈"为名频繁接触练习生，甚至存在侵入宿舍、与未成年人发生不当关系的行为，这些指控始终未能得到官方澄清。

他竟胆敢恣意妄为？在尝到一次作恶带来的甜头后，已深信不疑，纵使再次行恶，亦无人能追究其责任。《周刊文春》于1999年揭露喜多川性侵丑闻后，该杂志随即遭到喜多川及其杰尼斯事务所以诽谤为由的法律诉讼。

据B站UP主安一翔披露，该民事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为：东京高等法院认定《周刊文春》提出的十项指控中，有九项事实成立。其中明确确认的指控涉及喜多川涉嫌性侵练习生一事。然而案件曝光后，日本主流媒体几乎未予关注，警方亦未将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调查。喜多川最终成功脱罪，堪称轻而易举。其性侵丑闻如同被掩埋一般，在社会层面引发的反响微乎其微。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周刊文春》曝光之前，1967年日本新艺能学院便以喜多川拖欠费用为由提起诉讼，并在庭审中指控其存在性骚扰行为。当时出庭作证的杰尼斯男团成员，部分否认相关指控，部分表示不知情（后经中谷良作著作披露，喜多川曾私下要求他们在法庭上作伪证）。自那以后，陆续有从杰尼斯退社的艺人公开揭露喜多川的恶行，包括北公次、平本淳也、木山将吾、冈本匡安、前田航气等人。这些爆料均来自已脱离事务所的艺人，他们得以在摆脱控制后发声，揭露长期被压制的真相。

冈本匡安在直播中揭露了喜多川长期对练习生实施的性骚扰行为，包括强制性身体接触、要求口交，甚至曾被指派与平野紫耀共同参与不当性活动。平本淳也则透露，为压制艺人第二性征、毛发及声线的成熟度，喜多川曾迫使学员接受雌性激素注射。然而此类事件最终均未获得实质性解决。《周刊文春》记者分析，这源于日本社会曾将男性间性行为视为罕见的奇谈，导致公众对相关指控持怀疑态度。

自1907年日本刑法典颁布至今，日本的性同意年龄始终维持在13岁，这一标准在G7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直至2017年日本法律才将男性受害者纳入强奸罪的保护范畴。这种法律框架与社会认知的滞后性，为某些权力滥用提供了可乘之机。杰尼斯事务所的创始人喜多川，凭借对制度漏洞的精准把握，其行为模式显示出对权力体系的深刻理解。从已曝光的案件来看，其施害对象多集中于符合法定性同意年龄的练习生群体，这种选择性施暴更凸显其对法律灰色地带的利用。而杰尼斯在日娱界的垄断地位，更赋予其独特的竞争优势——该体系培养的艺人不仅能够与日本政要建立密切联系，参与东京奥运会等国家级项目，更频繁亮相日本奥斯卡颁奖典礼；同时依托杰尼斯与富士电视台的战略合作，获得独家综艺节目录制机会，这种全方位资源扶持使其在行业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TOKIO（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发展历程与日本历史紧密相连。而安倍晋三则是日本第90任首相（2012-2020年在任），在任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安倍经济学、推动安保政策改革等。二者并无直接关联，但安倍晋三的执政经历与东京作为日本核心城市的地位存在间接联系，例如其政策对东京经济的影响，或是东京作为政治决策中心在安倍政权中的作用。

今年日本电影学院奖入围的杰尼斯艺人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二宫和也、有冈大贵、松村北斗、目黑莲等均榜上有名。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国内的团综，日本的节目往往能实现更高的国民关注度。以SMAP为例，凭借自身高人气与对节目内容的极致追求，《SMAP×SMAP》不仅成为国民综艺，更让全日本观众为之疯狂。为了呈现最佳效果，木村拓哉曾强忍生理不适连续吞下三颗生鸡蛋。这种敬业精神与节目质量，使得日本团综的影响力可类比国内《快乐大本营》的国民度，几乎每位国际巨星到访日本都会选择该节目作为曝光窗口。

提到这一点，不禁让人联想到喜多川的家族背景对其事业的深远影响。作为日本娱乐圈的掌舵者，他不仅与日本文娱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其姐夫更与平成天皇明仁有着深厚的私交。从创立公司之初到最终成就霸业，他始终依托家族庞大的资源网络，在日本社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而令人称道的是，他将个人的成功转化为对社会的回馈，特别是在支持传统媒体发展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有谁敢于或愿意与其唱反调呢？

在充满浮华与权谋的竞技场中，那些尚未成年的追梦少年往往被迫放弃抗争的可能。权力的倾轧如同无形的手，将稚嫩的希望碾入深渊，使他们连发声的余地都被剥夺。

关于喜多川性侵事件的受害者，大致可分为两种心理状态。第一类受害者在多年后仍深陷创伤阴影，即便步入中年也难以摆脱心理影响，谈及往事时仍会感到痛苦与羞耻；第二类则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他们否认此类行为的违法性质，反而将伤害美化为某种特殊的成长经历，甚至以"第一次是和喜多川"作为炫耀话题，将其视为长辈对后辈的特殊关怀。

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受害者曾主动迎合喜多川的权力，甚至渴望被其掌控。十几岁的少年们，似乎早早参透了成人世界的隐秘规则。如今支撑起日本娱乐圈半壁江山的中年艺人，当年在练习生阶段也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青涩少年罢了。

BBC这部纪录片引发深思：练习生是否真正成为受害者？他们所经历的，或许更接近一种基于契约精神的行业交易。这种思考让我联想到《正义回廊》中林海峰饰演的法官所言："鸡蛋与高墙，鸡蛋本就脆弱。"而当现实出现转折——高墙竟建在自家院落之内——意味着最亲密的保护反而成为压迫的根源。将这一隐喻代入喜多川性侵事件的语境，我们不禁质疑：某些家长在知晓喜多川特殊倾向的情况下，仍暗中为子女递送简历，甚至教导他们"将臀部献给喜多川"，这种行为是否暴露了成体系的权力结构对个体的剥削？

他们不仅止于空谈，甚至会为喜多川创造有利空间，暗中观察局势变化却从不加以干预。孩童天生难以理解名利场的运作法则，其对权威的谄媚与讨好，实为成人世界规则灌输的产物。正如前文所述，喜多川深谙与少年相处之道。在日本宗族等级森严的社会背景下，他以谦和姿态示人，将宿舍打造成充满温情的港湾，使年轻练习生们对他产生由衷的亲近与敬仰。当其卸下练习生身份，少年们仍毫无戒备地视其为慈祥可亲的长者。

是否可将杰尼斯事务所的运作模式与家庭暴力现象进行类比？当受害者陷入由所内长辈建立的权力场域时，其自我认知的扭曲往往源于对施暴者的过度依赖与心理驯化。喜多川通过构建封闭的管理体系，将练习生置于完全隔绝外界的环境中——正如纪录片披露的案例，某成员在就学期间仅能与喜多川接触，其他成年人的介入渠道被严格切断。这种物理与心理的双重隔离，使受害者在察觉异常时陷入无声困境，难以寻求援助。值得注意的是，杰尼斯对日本娱乐圈的影响力已超越组织本身：在泷泽秀明接任前，该事务所长期主导艺人活动范围，仅限于传统媒体渠道。其开创的官方粉丝会体系（要求粉丝通过入会获取偶像动态、购买门票与周边）实质上构成了信息管控网络，使公众视野被局限于喜多川预设的框架内。所有可见的艺人形象与消息，皆经过精密筛选与操控，形成封闭的信息循环。

杰尼斯事务所对肖像权管理的严格政策引发热议，据悉在日剧《野猪大改造》的官方人物关系图中，龟梨和也与山下智久的肖像被替换为卡通猪形象。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体现了经纪公司对艺人形象的掌控，也反映了其对网络舆论的防范态度。当负面信息出现时，相关话题往往被快速删除，而面对艺人之间的背叛，杰尼斯的应对手段更是迅捷高效，通过内部机制迅速采取行动。

喜多川所构建的权力控制体系，恰似上野千鹤子揭示的日本社会权力运作机制：在强者手中，隐私是逃离公共权力干涉的自由领域；而在弱者眼中，却沦为缺乏外界干预与保护的恐惧空间。这些未成年人的屈从并非源于主动选择，而是被家庭、经纪公司及整个社会结构共同推搡至墙角，被迫接受单一行为主体的规训。当实现梦想的路径被反复碾碎与羞辱时，这样的社会秩序究竟承载着何种文明价值？更令人不安的是，即便喜多川早已离世，日本国民仍习惯性回避对其过往行为的审视，固执地维护着粉饰太平的集体幻觉。他们以"此非公事"为由封存真相，用"强者不会犯罪"的偏见为权力不公辩护。

从日系娱乐到韩流产业，再到国内偶像市场，偶像产业的本质始终未变——对人的商品化。人的生命被量化为可交易的商品，人性沦为资本博弈的筹码。这种病态的造星逻辑，在韩娱频发的明星自杀事件中已显现出致命后果。而当国内娱乐公司仍在盲目模仿他国模式时，是否该警惕：娱乐大众的初衷将异化为愚弄大众的陷阱？当偶像被推向深渊，将所有人视为资本运作的牺牲品，你还在盲目崇拜：他真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