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凭这部，他就是韩国中生代导演第一人 -

2016年，罗泓轸执导的惊悚片《哭声》在戛纳电影节引发广泛关注。该片通过极具宗教隐喻的视觉元素和叙事手法，呈现出一种反叛传统的超现实风格，充分展现了导演在创作中展现出的强烈个人意志与非理性表达倾向。

《哭声》作为罗宏轸电影创作中一个显著的节点，其自始至终展现出的鲜明叛逆气质，伴随粗粝的叙事风格，构成了他构建氛围感的独特路径。这种创作中既包含随性而至的暴力倾向与刻意营造的心理扭曲，又通过情节的非线性发展不断加剧观众的压抑体验。然而，在《追击者》这部为其赢得广泛赞誉的首部长片中，剧情的跳跃性与人物行为动机的逻辑断裂则显得格外刺目。与《哭声》中宗教狂热情绪的释放形成对比，早期作品更凸显出叙事实验与现实逻辑之间的剧烈冲突。

美国编剧教学家罗伯特·麦基在其经典著作《故事》中深入探讨了「偶然性巧合」在叙事结构中引发的争议。他追溯了拉丁语词组「Deus ex machina」（意为「天降救星」）的历史渊源，指出古罗马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常陷入无法自洽的叙事困境，最终借助机械装置将演员塑造为「神明」，通过戏剧化手段强行填补剧情漏洞。这种手法常表现为安排超出现实逻辑的、唯有神力才能实现的「机缘巧合」，而麦基直言这种创作方式在商业类型电影中实为失当——它不仅消解了情节的严肃性，更是一种对观众的欺骗。在《追击者》的叙事中，导演延续了这一传统，通过反复运用关键节点的巧合性事件推动剧情发展，形成独特的戏剧张力。

《追击者》第三部分改编自韩国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真实事件。导演罗宏轸却并未将叙事重心放在传统意义上的破案过程，而是通过巧妙的设计让主角池英民提前落入皮条客严忠浩的控制之中。影片转向探讨警察与严忠浩如何逐步揭开池英民的罪行真相，并营救被困在其住所的应召女郎美珍。随着调查的深入，警察与严忠浩屡次错过关键证据，而美珍的生存状态愈发堪忧，这种悬而未决的紧张感不断加剧观众的焦虑情绪。罗宏轸通过层层递进的剧情转折，将观众的情绪持续拉向紧张与痛苦的临界点，直至最终的高潮迭起。

出于这一目的，罗宏轸必须让原本素不相识的严忠浩与池英民在剧情中产生交集，从而构建起核心矛盾。面对这一困境，罗宏轸只能借助神秘力量，巧妙安排两人分别驾驶的车辆在案发现场附近的狭窄巷道里发生碰撞。这场意外事故与随之而来的追逐打斗不仅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更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若没有这种近乎巧合的机缘，后续所有戏剧性冲突都将无从展开。

麦基在著作中反复强调，类型片剧作的核心准则之一是「切勿依赖巧合推动剧情转折」。这一警示源于对故事真实性的深刻认知——尽管影视作品本质为虚构叙事，但其可信度建立在内在逻辑的严密自洽与完整构建之上。当创作者动辄引入具有神谕性质的「天意」角色，以主观意志干预事件发展、改写人物命运甚至操控生死结局时，这种外力介入会瓦解作品内在的价值体系。观众对「瞎编」的批判情绪，往往正是源于此类缺乏因果必然性的设定，使故事沦为机械式「天意」的附庸，而非有机生长的叙事实体。

在《追击者》中，罗宏轸显然对传统叙事逻辑毫不在意，他更专注于构建令观众陷入极度不安的「虐心」情节。随后，另一重戏剧性安排浮出水面：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的池英民，明知自己仍被警方视为头号杀人嫌犯，且正遭便衣警察尾随，却依旧从容地搭乘公共汽车回到居住街区，仿佛对房屋内堆积的受害者尸体毫无察觉。而刚刚从险境逃脱的美珍则躲入街角便利店报警，在剧作的巧妙设计下，刚下车的池英民也恰巧步入同一家便利店购买香烟。当便利店老板娘告知其已被报警，警察即将抵达时，池英民仍不慌不忙地关闭店门，接连杀害两人。至此，传统剧情框架已然崩塌，人物行为的动机逻辑、24小时内密集发生的偶然巧合，皆被彻底抛诸脑后。罗宏轸追求的并非现实合理性，而是通过「无论众人如何努力，恶行终将肆无忌惮」的极端暗黑体验，让观众沉浸于无解的恐惧之中。甚至在深入剖析剧作结构后，我们还能发现更具迷惑性的设定：作为核心反派的池英民，在影片开篇将美珍诱骗至住所囚禁后，其余时间几乎全程滞留于警察局，成为调查对象被动等待着警察与忠浩犯下致命错误，而非像《沉默的羔羊》中汉尼拔那样，在囚室中以智慧与犯罪技巧主动干预外部世界。

在《追击者》的叙事中，池英民最终凭借技术性漏洞规避了身份确认与杀人罪行的指控，几乎无需任何行动便得以脱罪，逍遥法外。这种让核心人物在剧情中丧失决定性作用的处理方式，甚至将关键转折点设定为偶然进入便利店的契机，在类型片中实属罕见。同样，忠浩与警方的行动逻辑亦充满矛盾：前者持有池英民的家门钥匙，却在美珍生死未卜的焦虑中选择隐瞒，让智力欠佳的手下在深夜逐一试开民居；而警方在血样DNA检测结果即将揭晓、足以锁定嫌疑人的情况下，仅因检察官模糊的证据压力便提前释放池英民，未考虑DNA证据确立后如何重新拘捕的可能。当影片充斥着荒诞的偶然性与反逻辑的叙事主导时，恰如麦基所言，创作者或试图揭示「生活本质的荒诞性」。在《哭声》中，罗宏轸作为天主教徒，借神道教与萨满教妥协于异端的欺骗性力量，同时刻画普通民众在信仰危机中的无助姿态，以及拯救者面对拒绝皈依者的无力感，最终凸显出信仰缺失所引发的深层悲剧。

《追击者》作为罗泓轸的首部作品，暗含了他对「信仰真空」现象的深刻洞察。这种交织着悲悯、感叹乃至上帝视角的嘲弄，实则是导演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创作动机，与后来《哭声》中对人性黑暗面的探讨形成呼应。回望《追击者》，我们会发现导演早已在片中埋下批判的伏笔：无论是堕落的忠浩还是腐败的警察，这些芸芸众生皆在欲望的驱使下沉沦——有人以剥削他人肉体为生，有人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却贪得无厌。罗泓轸刻意安排的偶然事件与逻辑错位，使剧情发展完全脱离人物掌控，呈现出无从追溯的荒诞性与暴虐感。正是在这样的失控中，象征邪恶的池英民凭借对人性弱点的精准利用，轻而易举地突破所有阻碍，以近乎优雅的姿态完成连环杀戮。

罗泓轸认为，《追击者》的剧情铺陈是否合理、通顺且富有逻辑，或许难以与感性层面恶意蔓延的灼热焦虑所产生的冲击力相提并论。因此，影片表面的警匪对抗叙事实质上在内核中已被「魔鬼胜利」的预设所取代——池英民不仅在忠浩与警察的持续围堵中完成对美珍的残杀，更在结局逃脱了忠浩以死相拼的复仇。麦基所强调的人物独立精神价值在影片中被忽视，池英民、严忠浩及警察等角色不再是完整逻辑思维与个性人格的独立存在，而是沦为上帝视角下的棋子，在荒诞失真的偶然与巧合中走向作者早已设定的必然命运。

尽管部分观众可能认为罗宏轸在《追击者》中塑造了标志性的韩式暴力美学对决，但其创作本质仍依托于对偶然性元素的刻意运用与对现实逻辑的人为扭曲，借此强化极致的感官刺激。与此同时，他通过预设核心概念，将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邪典意识形态以不容置疑的手段传递给观众。这种双重表达模式不仅贯穿全片始终，更在后续作品《黄海》与《哭声》中被进一步深化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