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朋引伴》导演杨正骐：我们所处的现实，是过往历史的折叠 -

第十九届FIRST青年电影展近日在西宁圆满落幕，2002年出生的青年导演杨正骐凭借其首部长片作品《呼朋引伴》斩获主竞赛单元"一种立场"奖项。

这是一部以萧山为背景的儿童公路电影，故事发生在2022年夏季，正值杭州亚运会筹备的关键时期。在疫情特殊背景下，这座城市正经历着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的多重碰撞。当两位初一男生余佳佳与周诚诚因手机被没收而陷入暑假作业滞后的困境时，他们决定踏上寻找同伴的旅程，以期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学业任务。看似简单的作业焦虑背后，实则暗含对成长与责任的隐喻。随着影片视角的延展，萧山特有的地域文化与历史人文景观逐渐被勾勒出来：青年导演通过189分钟的叙事时长，将现实主义创作与多元媒介表达巧妙融合，在虚实交织的叙事结构中，重构了承载江南水乡气质的夏日记忆。

《呼朋引伴》海报上的评委会推荐语指出：孩童在城市中的游走轨迹如同彩色蜡笔般描绘出萧山独特的文化图景，他们天真的疑问不断打破宏大叙事与个体体验之间的隔阂。历史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解构与呈现，城市的面貌在空间叙事中逐渐显影。影片通过儿童视角实现由小见大、见微知著的表达，这种视角并非单纯稚嫩，反而蕴含着对现实深刻的观察与解读。在《影视产业观察》专访中，导演杨正骐谈及创作理念："电影作为公共媒介，既能引发社会讨论，也映射时代背景下部分群体关注的议题。然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及客观环境的变化，电影创作逐渐转向对个体内心世界的探索。这种趋势下，我仍希望保持影像与现实的紧密联系，通过具体的历史脉络与社会议题，构建画框内外的互动关系。"

《呼朋引伴》作为一部扎根现实土壤、充满生活气息的创作，以看似微小的日常困境为切入点。影片中"暑假作业未完成"的细节设定，在成人眼中或许只是孩童时期的寻常烦恼，却成为主人公余佳佳与周诚诚面对城市世界的独特心理障碍。两位少年背起书包开启的城市探索之旅，实质是用最朴素的方式丈量着现代文明的边界。

导演杨正骐对此解释道："若按公路电影的常规标准审视，这部作品显然缺乏典型的公路元素。萧山这座城市的地理范围有限，少年们仅能通过公交与自行车完成五公里左右的行程，实际步行距离远不及一万步。"但他强调，影片追求的是一种现实映射的精确性——所有在电影中呈现的街巷路径，都能在真实城市中复现。

在地性概念作为对全球化浪潮的文化回应，着重探讨地域特征如何在当代社会中保持其独特性，又面临何种异化与遮蔽。这种文化认知强调地域差异带来的身份认同构建，以及多元文化价值的存续。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界最初将在地性研究聚焦于建筑与公共艺术领域，通过空间营造来体现地方文化特性。

《呼朋引伴》的剧照呈现出文化在地性与当代性的双重特质，这正是杨正骐创作的核心立足点。他认为影像作品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具象再现，与建筑和城市规划的逻辑异曲同工，最终都指向某片承载历史的土地。影片以儿童视角丈量城市空间，通过一个个具象的落点，带领观众循着脚步深入探索这座城市，重返2022年的夏日时光。这种沉浸式叙事让观众如同观光客般偶遇市井奇人，触发生命记忆的碎片化回溯，同时窥见被时光掩埋的地方史。杨正骐特别欣喜于观众在观影后形成的多元解读——每个人的关注焦点都可能截然不同，这种差异化的影评视角恰恰印证了作品开放性的艺术追求。

在拍摄花絮中，左三位置的导演杨正骐于2002年出生于浙江萧山。2024年他从浙江传媒学院新闻学系毕业，其创作始终聚焦影像在地化探索。在校期间，他积累了电影剧组几乎所有岗位的实践经验，曾坦言："拍摄前我会在脑海中梳理完整思路，自己能胜任各种工作，现场则像制片一样统筹团队。"他特别提到为保障团队餐标，"确保我们组每一餐都有25元预算"。

尽管受限于资金，部分初始构想未能实现，但他通过后期逐帧修复，力求贴近预期效果。与那些在作品中强调个人风格的创作者形成对比，《呼朋引伴》刻意弱化了明确的"风格化"表达。正如他在采访中所强调的，"谈论电影时很少涉及个人"。

杨正骐认为创作者无法彻底隐身，但"如何处置这种介入是一个重要命题"。这种思考源于他从事新闻与纪录片创作的经历，他始终关注作者在非虚构语境中的在场方式。在《呼朋引伴》中呈现的创作理念，正如他获得"一种立场"时的结语："回到现实，重建附近，穿透历史，对抗遗忘"。

这种对"介入"的审慎态度，构成了杨正骐独特的创作底色。在他看来，电影并非个人表达的扩音器，而是现实的容器："电影是现实的一种复原，电影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影片选择了弥散而沉浸的叙事方式，避免强烈戏剧冲突与风格宣言，旨在唤起观众对城市记忆与时代风貌的共鸣。

Q：影片设定于疫情背景，而您本人也经历了疫情下的高考，但并未在作品中深入探讨这一主题。
A：是的，我试图在影片中平衡情绪、元素与话题。比起渲染，更像是将它们放置于叙事之中。作为2002年出生的导演，2020年的高考经历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些愤慨与荒诞的感受都源于亲身经历。然而，《呼朋引伴》的故事主线并非疫情，而是以2022年夏天为时代背景，最终落脚点如同结尾孩子们顺手擦去的黑板，既向前翻篇又拒绝遗忘。

Q：您对在地文化的探索具有学术意味，但影片中主角、配角及整体风格都呈现全年龄向的特质，这种反差如何形成？
A：艺术电影往往容易成为特定受众的专属领域，具有观看门槛。但既然我要讲述一个发生在具体地域的故事，就必须让各类观众都能接受——因此采用儿童公路喜剧的叙事结构。在创作过程中，我会与儿童及素人演员讨论剧本与调度，观察他们是否能理解我的设计，并据此调整平衡。期望呈现的是一种开放性体验：让不同背景与阅历的观众如同在同一个公园中自由漫游，带着各自的见解与感受共同探索。

Q：您对在地文化的兴趣是如何萌芽的？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转变？
A：这种兴趣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我自小生活在萧山，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曾经喜欢坐在教室里望着街道发呆，却未意识到故乡与他处的差异。直到十几岁前往杭州上高中，下沙读大学，又遭遇疫情，环境变动带来的不安感愈发强烈，生活的秩序变得脆弱。为躲避这种压力，我曾骑车穿越四五十公里，从亚运村、围垦、开发区至高架桥，最终回到城厢镇老城区，却发现街道已与离开时大不相同。这时开始阅读项飙的著作，这些经历启发我思考：人如何与"附近"建立联系？又如何从"附近"确认自己的存在。因此，生活最久的故乡成为了首个研究对象。

Q：在采访中提及影片刻意暗示观众可随时去上厕所，这种设计颇具颠覆性。作为导演，您如何考虑长达189分钟的观影过程中观众注意力的分配与沉浸体验？特别是那段作为儿童视角的慢节奏片段？
A：创作之初，我并未期待所有观众能全程专注三小时。而是设计了一整套节奏变化，在沉浸、推进与抽离、发散之间不断切换。这种节奏转换分别落脚于故事与空间的呈现。对于愿意观看的观众，若感到疲惫，可在合适时分去厕所或小憩，醒来后仍可无缝衔接。毕竟城市游览本就不需全程紧绷，真正的乐趣源自走神时的联想与重新入境的瞬间，如同观山水画般实现心与景的交融。这种节奏尝试仍需后续完善。

Q：第一次参与FIRST影展，对西宁及电影节的整体感受如何？
A：抵达后立即遭遇高原反应，稍后移动都会气喘吁吁（笑）。原本计划若未入围就申请训练营——为撰写投稿剧本，我也采用相同的在地性调研方式深入了解西宁，查阅大量地方志资料，甚至通过虚拟行车记录仪"游览"了整座城市。结果发现它与刻板印象中的高原城市截然不同，下雨时甚至与江南地区相似。在西宁，我们穿梭于各电影城之间，在地下通道来回奔走，居民就置身于我们周围。电影城一场放映完影展影片，后继可能就呈现暑假档动画——电影与这座城市的界限似乎从未清晰。常与另一位导演在地下过街通道"摆摊"放映，与路过的影迷朋友围坐小板凳聊天，这种体验令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