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朋引伴》导演杨正骐：我们所处的现实，是过往历史的折叠 -

在近日于西宁圆满闭幕的第十九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中，出生于2002年的青年导演杨正骐凭借其首部长片作品《呼朋引伴》，成功斩获主竞赛单元"一种立场"的荣誉。

这是一部以儿童视角切入的公路题材影片，故事背景设定在萧山地区2022年夏季。通过精准的时空坐标，影片巧妙锚定在杭州亚运会筹备期与疫情交织的特殊时刻，展现城市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转型阵痛。在酷暑难耐的季节里，初一学生余佳佳与周诚诚因手机被收与暑假作业未完成陷入困境，由此展开了一场寻找同伴的冒险旅程。看似简单的作业焦虑背后，实则暗含对成长的隐喻。随着叙事视角的延展，萧山本地散落的民间传说与历史文脉逐渐在镜头中凝结成型：青年导演与素人演员通过189分钟的叙事时长，在现实与想象的边界构建出多维度媒介交互的现实主义画卷，最终将江南水乡的文化基因与夏日特有的梦幻气质重新编织。

《呼朋引伴》海报上的评委会推荐语指出：孩童游走的足迹如同斑斓色彩，在萧山的城市肌理中勾勒出流动的文化图景。孩童纯粹的疑问不断打破宏大叙事与个体生命的边界，让历史在空间中层层叠合重生，城市面貌在细腻刻画中逐渐清晰。影片以微观视角切入，却呈现出宏观思考的深度，儿童的天真目光下蕴含着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在《影视产业观察》专访中，导演杨正骐阐述其创作理念：「电影作为公共媒介，既能引发社会讨论，也映射时代脉络中群体的关注焦点。然而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生态的演变和现实环境的变动，创作重心逐渐转向个体心理的挖掘与内在世界的探索。尽管如此，我仍希望在本片中维系影像与现实的联结，借助具体的历史语境与社会议题，实现画框内外的互动共鸣。」

《呼朋引伴》以高度写实的手法呈现都市生活图景，影片中孩子们对"写不完暑假作业"的焦虑，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困境，实则折射出成长过程中特有的生存压力。导演杨正骐透露，影片中余佳佳与周诚诚的探索行动，实质上是通过公交车与自行车这两种城市交通工具，在萧山有限的城市空间范围内展开的。"若以公路电影的标准审视，这部作品更像是一场微型城市漫游。"杨正骐解释道，"萧山的地理尺度决定了孩子们的活动半径，最终不过五公里的路程，甚至不足一万步。"但正是这种受限的移动轨迹，赋予了影片独特的在地性特质。作为对全球化浪潮的文化回应，在地性关注着地域特征在当代社会的存续状态及其被重构的过程。该理论最初源自建筑学与公共艺术领域，通过空间实践探讨地方文化身份的建构与演变。

《呼朋引伴》的剧照展现了文化层面的本土特质与时代特征并存的创作理念，这正是杨正骐作品的核心立足点。他通过重现具体时空场景，与城市建筑的创作逻辑异曲同工，最终都将焦点凝聚于某片真实土地。影片以童趣视角构建叙事锚点，借助儿童的脚步丈量城市空间，在层层递进的探索中引导观众重返2022年的夏日。这种沉浸式体验让观众仿佛进行城市观光，偶遇各色人物与独特事件，唤醒尘封的集体记忆，同时邂逅被遗忘的历史印记。首轮观影后观众的影评往往呈现出多元视角的碰撞，这种现象令我感到欣喜。

在《呼朋引伴》的拍摄花絮中，左三位置的导演杨正骐展现了其独特的创作视角。这位1982年出生于浙江萧山的导演，于2024年从浙江传媒学院新闻学系毕业。在校期间，他以影像在地化为研究方向，深入探索导演创作可能性，并积累了电影剧组中几乎全部岗位的实战经验。谈及拍摄过程，杨正骐坦言："初期我会在脑海中反复推敲方案，确保每个环节都能执行。实际拍摄时，我像制片人一样协调团队，甚至为剧组制定了每餐25元的餐标。"尽管受限于资金问题，许多原本构思的概念未能完全实现，但他通过后期逐帧修复的方式，力求还原预期效果。

与那些在作品中刻意彰显个人风格的创作者不同，杨正骐在《呼朋引伴》中选择了更为克制的表达方式。这种创作态度也延续到他的采访中——他始终聚焦电影本身，极少谈论个人经历。"创作者无法彻底隐身，也不存在完全去主观性的作品，但如何介入现实才是关键。"在新闻与纪录片创作领域深耕多年的杨正骐，始终在思考这种介入方式。正如他在获得"一种立场"时的宣言："回到现实，重建附近，穿透历史，对抗遗忘。"这种对介入的审慎处理，构成了他独特的创作底色。

在杨正骐的观念中，电影并非个人表达的放大器，而是承载现实的容器。"我希望电影能像现实的复原，而电影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这种理念在《呼朋引伴》中得到了具体呈现。影片摒弃了传统的戏剧冲突与风格化宣言，采用弥散而沉浸的叙事方式，带领观众重温逐渐消逝的城市记忆与时代图景。这种创作选择不仅体现了他对现实的关注，也展现了他对电影作为记录媒介的深刻理解。

Q：故事以疫情为背景，你本人也经历了一次特殊的高考，但影片并未着重渲染这一主题。A：是的，我在创作中试图在情绪、元素和话题之间保持平衡，更像是一种放置而非强化。作为2002年出生的导演，2020年的高考经历对我影响深远，那些愤怒与荒诞都深深刻在个人记忆中。然而在《呼朋引伴》中，疫情并非核心线索，而是作为2022年夏天的时空坐标之一。最终选择以孩子们擦除黑板的意象收尾，既象征着向前翻页的勇气，也暗含着对过往的温柔回望。

Q：你对在地文化的关注常被看作学术表达，但影片中主角、配角乃至整体风格都呈现出通俗化特质。这种反差是如何形成的？A：艺术电影容易陷入特定群体的审美陷阱，但当我讲述一个真实地域的故事时，必须考虑更广泛的受众。因此选择儿童公路喜剧的叙事结构，让萧山的父老乡亲与年轻观众都能产生共鸣。在创作过程中，我常与儿童及非专业演员探讨剧本与镜头调度，观察他们能否理解我的构思。这种设计试图营造一种开放性的观看体验：就像在城市公园中自由漫步，每位观众都能带着独特的感受与思考进行探索。

Q：你对在地文化的兴趣是如何启蒙的？过程中有哪些关键转变？A：这种关注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我自小生活在萧山，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对故乡的一切都习以为常。记得小时候总爱坐在教室里望着街道看晚霞发呆，那时并未意识到故乡与他处的差异。直到十几岁前往杭州求学，又在下沙经历大学生活，加之疫情带来的环境变迁，让我深刻感受到生活秩序的脆弱。为逃避这种压力，我曾骑车往返四五十公里，穿越亚运村、围垦区、开发区和高架桥，最终回到城厢镇老城区。我发现街景已悄然改变，这时开始阅读项飙的著作，这些经历促使我思考人与地域的关系——如何与"附近"建立联系，又如何通过地域确认自身的存在。

Q：你提到影片中刻意设置了厕所暗示，这种设计颇具突破性。作为导演，你是如何考虑长达189分钟的观影过程中观众的注意力分配？尤其是那段保留儿童视角的慢节奏片段？A：在创作初期，我就没有设想让所有观众全程专注三小时。而是规划了多层次的节奏转换，在沉浸与抽离、推进与发散之间形成张力。这种设计让观众在感到疲惫时，可以选择适时上厕所或小憩，重新进入观影状态时不会产生认知门槛。因为城市游览本就应有疏密相间的方式，真正的趣味在于走神时的联想与回归时的顿悟，正如欣赏山水画时的"神与物游"体验。这种节奏实验仍在持续完善中。

Q：首次参加FIRST电影节，对西宁和影展的整体印象如何？A：抵达后立刻遭遇高原反应，连简单行走都会气喘吁吁（笑）。原本想着若未入围就申请训练营——为撰写投稿剧本，我同样采用在地性调研方式了解西宁，查阅大量地方志，甚至通过虚拟行车记录仪"驾驶"这座城。结果发现它与刻板印象中的高原城市大相径庭，雨天甚至带着江南的温润。在西宁，我们穿梭于各电影城之间，在地下通道往来时，总能感受到居民的日常气息。影城一场放映完实验影片后，可能紧接着就是暑期动画展映——电影与这座城市呈现出共生关系，边界似乎模糊不定。与另一位导演在地下通道"摆摊"做映后交流时，与路过的影迷对坐小板凳畅谈的场景，让我深刻体会到电影节的特殊魅力。